【理论聚焦】论现代政治增长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docVIP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理论聚焦】论现代政治增长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以及社会总是将“政治—市场—社会”相互关系置于相互竞争和挤压的语境，但从历时性的角度上看，政治、市场和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却在不同程度的同时增长。分析我国政治增长的历史基础，并从政府规模、组织结构、技术加持三个方面，阐述政治增长的事实和趋势，发现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奠定了现代政治增长的合理性基础，这种政治增长对于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需要关注的是，政治增长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完全是积极的。政治增长挤压社会自主发展的空间、带来政治成本的大幅度提高、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民的应有权益，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现实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是比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政治增长的问题却常常被忽略，或是视而不见，或是习以为常。在学术领域，人们通常将政治增长现象置于“政府与经济、政府与社会”究竟孰大孰小的语境下，即衡量政治增长或者收缩的标准在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干预程度，而且，传统的“政治—市场—社会”的分析模式将这三个领域看成是互相挤压的竞争者，而不是一个可以共同增长甚至是可以互相促进增长的领域。实际上，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毫无疑问我国呈现出政治、市场和社会各方面均有不同程度增长的现象。不管我们支持政府干预或政治领导，还是倾向于社会保护和私人领域，政治体量在现代社会获得巨大的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是西方主张最小政府是最好政府的国家还是主张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国家，政治体量相比于以往都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譬如说，古代社会的体量小、结构简单而且是静态社会，而现代社会体量大、结构复杂而且是流动性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这种结构性变迁使得现代政府治理社会面临更复杂的结构，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政府的政治增长便具有了合理性基础。在社会体量上，古代人口与现在无法比拟。有学者做出统计，我国西汉人口数量达到鼎盛大约在6000万左右。宋朝经济的繁荣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中国人口发展也首闯1亿大关。到了清代，生产力又有了更大的提高，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更高发展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更多的生活资料，这一时期人口大幅增长，在道光年间人口突破4亿大关。到了现代中国，人口又再次实现跨越式增长，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例，中国人口达到13.3亿规模，相比于古代人口最多的清代也增长了数倍之多。在社会结构上，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也差别巨大，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大体可以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阶层，而现代中国早已不再局限于这样几个阶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在原先“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基础上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陆学艺等学者2002年就曾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社会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随着时代的变化，围绕互联网而出现的产业群快速发展，原来将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也已经不太适宜，这突出表现在近些年伴随互联网行业兴起而出现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快速增长。在古代中国，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商业发展显然不是重要的，农业生产以及确保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然而在现代社会，传统农业部门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再者，传统中国是静态的社会，而现代中国是流动的社会。当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型为工商业为主的现代国家时，同时面临着一个变化就是工商业社会人口的广泛流动性。尽管传统中国也面临着“流民”的问题，但是传统中国的“流民”是一种非常态现象，它是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之后的不良结果。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社会中“流民”的增加会对整个统治秩序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处理“流民”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将“流民”在籍化、再农耕化、定居化和教化，从而促使不受国家治理体系约束的流民转化为定居的齐民。但是到了现代国家，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是社会良性发展和正常运行的常态，人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辈子束缚于自己的土地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作用中，人口在农村和城市、不同地区之间广泛流动，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农业人口在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广泛流动，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流动社会。 可以说，正是因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样本质上的差异，奠定了现代社会政治增长的基础。社会发展带来的复杂性在加剧，才决定了现代国家政治维度上与时俱进的合理性。面对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设想回归到传统国家的治理模式中。由此看来，现代社会的政治增长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与经济、社会之间的互相挤压问题，尽管这种挤压现象还是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社会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