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聚焦】论左翼学生群体的形成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docVIP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理论聚焦】论左翼学生群体的形成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青年学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兴势力，它随着晚清以来新式学堂的兴起而产生，随着学生数量的扩大和结构的稳定，逐渐自成一股力量，开始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本文所探讨的“左翼学生群体”，作为民国元年到中共建党前后青年学生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是指在近代新式教育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不同于传统“士子”的新式学生。具体而言，首先，他们不同于广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左翼学生群体主要指在中国人自办的高等新式学堂中接受教育的学生，而不涵盖知识分子群体所容纳的接受过旧式教育，通过再学习而转化，投身新式文化事业的精英知识分子们以及海外留学生。其次，“左翼”主要指代这一群体所共同拥有的由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群体意识。那么，这样一群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们是怎样集聚结合起来，在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实现思想转化，并进而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呢？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一、左翼学生群体的形成和发展 根据在集聚结合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的群体意识，可将左翼学生群体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与左翼学生群体的初步形成 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拟定“壬寅学制”，将分科大学设为七科三十五目。1903年，张之洞、荣庆、张百熙奉命重新修订学堂章程，颁布“癸卯学制”，突出了经学的地位。①但无论是“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其实质都是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社会转化中的产物。它虽然从近代欧美学制移植而来，但仍保有大量的封建成分，办学的主要目的仍是培养“通才”，即行政官吏。②1912年9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新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规定取消“经科”的独尊地位，取消大学毕业以“科第”奖励的办法，开始结束清末“中体西用”的教育改良方针，而使西学纳入课程体系的主流。 教育大背景的改变重新定义了中国新式大学堂学生群体的社会倾向与属性。部分青年学生以西方为师，努力学习和传播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文化，积极倡导“科学与民主”，欲图就“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③甚至来华讲学的杜威也曾感慨，“似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学生这样，对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思想，怀有这样一致和热烈的兴趣”。① 也正是在这种反传统的趋新求新的校园风尚中，左翼学生群体开始初步形成。以北京大学为例，五四前后成立的20多个正式社团中，以改良或根本改造“社会”为宗旨的约占5个，或宣称“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②，或立志于“研究学术，传播思潮，共同努力于文化运动，以图世界根本的改造”。③正如谭熙鸿所宣称的那样，部分左翼青年学生在“把新的活的来代替旧的死的”④根本方法的指引下，开始初步地集聚结合起来。 （二）?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引导与左翼学生群体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后至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处于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他们在校园内积极向学生传播、灌输马克思主义。以北京大学教师陈启修为例，他早年留学日本，受到东京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所讲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1916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1918年5月，陈启修以留日学生救国团代表的身份回到祖国，后经吴玉章推荐，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在任教期间，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开设课程，设立讲座，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启蒙。如1920年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程，开展的《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现代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讲演等等。另一方面，精英知识分子们更注重通过大众传媒为青年学生提供政治导向。对此，有学者曾将五四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概括为“三多”，即社团多，主义多，刊物多。⑤事实上，这一时期对于新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团或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显然也为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所认识。以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杂志《新青年》为例，恽代英在其创刊后，即与之建立联系，并在其后回忆中声称，“那时候全国一般的思想界都可怜极了，只有《新青年》与其他一、二刊物，稍稍鼓吹一点‘离经叛道’的思想。这一种鼓吹，对于我便发生了影响”。⑥ 而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引导对于初步形成的左翼学生群体而言，则凸显为群体革命思维倾向的形成，也即左翼青年学生在由反传统的趋新意识向革命民主主义意识转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推进着群体的发展。如1919年5月北京学生总罢课后，北大学生许德珩、黄日葵即秘密出京串联，后与天津学生代表一起南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