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聚焦】同情的距离：远近的苦难、关爱与社交媒体时代的伦理人类学.docVIP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理论聚焦】同情的距离：远近的苦难、关爱与社交媒体时代的伦理人类学 摘要：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社交媒体，由于其连接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灾难信息的全球化。然而，同类的众多重大事件信息的送达，并不一定会在某个具体的个体或者群体中获得同样的响应，甚至可能完全不会得到响应。这意味着虽然信息的“普遍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但早期深入人心的普遍主义伦理及其后续的各种变体却对此无能为力。从实存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关爱和情感的实践可能已经部分成为一种学界共识，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以得到对当下社交媒体时代一种剥去规范性道德优越感之后、更为实践导向的“道德”构建的考量。这种状况对于人类学的伦理研究来说，可能更多意味着一种机遇，而不是挑战。 关键词：同情；关爱；伦理；地理；社交媒体 引言 在数字化媒介技术开始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出现。例如，就自然灾难、大型突发紧急事件和人道主义灾难来说，相应的信息在极短时间内可以到达极广的地理范围，覆盖数量巨大的人群。然而，同类的众多不幸事件信息的送达，并不一定会在某个具体的个体或者群体中获得同样的响应。汉宁·里德（Henning Ritter）广受关注的伦理哲学随笔《无处安放的同情》(Nahes und Fernes Unglueck，直译为《近处与远处的不幸》）中文译本封面，加上了一个直击人心的问题：我们为何对远处的灾难报以同情，却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在当下社交媒体时代，这句话中的“承担身边的义务”甚至可以缩减为“一刹那的关注”。对于大多数的重大灾难和不幸，无论它在近处还是远方，人们可能甚至都不愿意花一秒钟进行转发。或者说，在转发与不发之间，在社会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上“远”与“近”之间，有众多的日常生活伦理的复杂考量。 无论是在中国春秋时期还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以普遍的同情与关爱为主的情感伦理，在各种良善自我和社会的理论构建图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对情感可能天然具有的偏私性质的担忧和批评、对情感对象的等级划分所造成的非普遍性、对国族和地域认同带来的情感偏见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情感伦理普遍性的理论基石。同情和爱等情感具有典型的关系亲密性，具有偏爱关系上和心理上亲近、地理上临近的人或人群，要把这种情感平等、普惠地投射到“远方的陌生人”身上，具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因而，早期伦理学对情感道德亲密性与距离远近的对应关系的判断，和前述汉宁·里德一书中对现代道德观念中远近关系的判断截然相反，也和当下在很大程度上被数字技术所中介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很大区别。要理解这种区别，尤其是要理解当下社交媒体时代、全球（部分）连接性的关爱伦理实践与经典伦理叙事的区别，需要将距离放入情感伦理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对于近处和远处的苦难的关注、关心和关爱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综合“伦理转向”以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和媒介研究在关爱与情感、亲近与陌生、普遍主义和实存观念的深度讨论，那么从实存伦理（即实存生活情境中的伦理状况及对这种状况的伦理学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关爱和情感的实践，可能可以得到对当下社交媒体时代一种更为实践导向、剥去规范性道德优越感的“道德”构建的考量。这种状况对于伦理人类学来说，可能更多意味着一种机遇，而不是挑战。 一、普遍主义关爱伦理的衰落与实践导向的关爱伦理的兴起 在中西观念史中，普遍存在甚至先验的情感在早期伦理观念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墨子·兼爱中》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提出无等差的、普在的“兼相爱”具有“交相利”的效应。如果“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可以实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美好社会，因为关爱可以化解一切的争端怨恨，“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孟子·公孙丑上》着重表述的“善心四端”的理论基石，则是一个“孺子入井”的理论讨论案例：人们对于即将掉入井里的幼童，之所以会觉得惊恐和同情，并非因为想要结交孩子父母、在乡党朋友中博取名誉或者厌恶孩子的哭喊（“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而是人天然就具有这种“恻隐之心”，没有这种同情心，就不是人（“非人也”）。因此，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同理，孟子认为可以推导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就是说，“仁义礼智”四端，是只要是人就都会具有的普遍伦理，寻回这种普遍伦理（“求其放心”），则是构建良善自我和良善社会的基础。因而，在这些基础理论中，普遍的爱与同情而不是等级差异基础上的伦理体系（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构成了建构良好社会的基石。普在的情感主义在启蒙运动中也占有基础位置，从大卫·休谟、亚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