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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规划：理论与实践 文 / 赵燕菁 不久前，上海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本轮规划 最大的特点，就是提出“严守用地底线，实现建设用地‘零增 长’甚至负增长”。 如果说， 2007 年深圳总体规划是第一个从增量为主转向存 量为主的规划，那么上海总规很可能意味着，存量规划正式 成为法定主流规划的一部分。但规划行业远未为这一转变做 好准备。 无论深圳总体规划还是上海新一轮总规，都还是在传统的规 划框架内，增加一些关于存量的描述。法定规划内容的强制 性规定，也决定了现有的规划首先必须是一个增量规划。存 量规划只能是各地的“自选动作”。 我们必须马上为新的规划需求做好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准备。 一、存量规划的理论增量规划的基础，主要是工程学的。交 通、市政、甚至规模预测、功能分区，都是在回答怎样分配 和组合资源，已达成最优的公共服务水准。 存量规划则不同，它主要回答的是如何将现有的资源，转移 给能为城市贡献最大的使用者。减少要素转移的成本，实现 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是存量规划的主要目标。 目标的转变，意味着手段的改变。以工程设计为主要工具的 城市规划，要转向以制度设计为主要工具。而手段的改变， 必然伴随着学科理论基础的重建。 这个新的基础是什么？产权。这是一个在增量规划中，几乎 完全不用考虑的因素。 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假设：城市产权是 单一的， 城市政府可以按照效率最高的原则， 任意设计城市。 我们所要知道的，只是“什么是效率最高”的设计。但在存量 规划里， 我们必须面对大量既有产权所有人。 我们需要知道， 如何将资源从低效率的所有人，转移到高效率的所有人。 最优的工程设计要解决建造成本问题。同样，最优的产权问 题也要解决产权转移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 制度设计的目标，就是减少交易的成本。产权自然就会成为 存量规划的核心问题。城市规划理论原点，也必须随之平移 到新的原点。 显然，工程学无法为存量规划提供可用的理论工具。最接近 存量规划提出的问题的学科， 一个是社会学， 一个是经济学。 社会学在城市规划中有着长久的历史。 事实上， 霍华德的 《明 日的田园城市》 、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以 及 Manuel Castells 、David Harvey 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 论，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于社会学理论。 但我个人，更倾向于从经济学中寻找回答存量规划问题的理 论工具。相比基于学者互不相关独立论述的社会学，经济学 更接近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构造性学科。 不同的研究可以共享同一个理论框架和概念网络。用同样的 语言高效率沟通。因而经济学可以将社会学的很多内容纳入 其中，而社会学则很难兼容经济学。 更主要的是，城市规划的消费者，对于城市规划的经济效果 比社会效果更加关心。 二、基于经济学的存量规划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是以基于价 格理论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为核心。尽管杨小凯等人也试图通 过专业化来重建经济学基础，但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依然是 正统经济学的基础。 这个理论最广受诟病的缺陷之一，就是与“递增的报酬”或者 说“规模经济”不兼容。而城市最主要的特征， 就是规模经济。 由于存在无限的报酬递增，城市的供给和需求在价格理论里 无法实现均衡。 如果存在规模经济，无法收敛的供给将意味着世界上所有人 最终都住在一个超级城市。如果否定规模经济，又意味着城 市不会出现中心——偏好差异最终导致“一个人”的城市。 由于新古典价格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长期以来，一直无法 应用于涉及空间的问题研究。 阿隆索在图能的框架中建立起来边际分析模型，实际上直接 假定了一个中心区。这个模型可以构造出一个拥有多样城市 功能的空间结构，但在其模型里，城市的规模既不能扩张， 又不能收缩，更解释不了城市的生成。 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奖的空间理论， 通过 Dixit-Stieglitz 模型 解决了规模经济的问题，但由于缺少了地租和空间结构的解 释，这个貌似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比图能—阿隆索的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