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重农思想带给三农问题启发.docVIP

商君书重农思想带给三农问题启发 1《商君书》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男耕女织”的田园式风光是千百年来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的象征,其基石则是充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君书》非常重视农业,把农业看作国民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强调解决经济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1.1思想渊源 我国的重农思想并不是在战国才出现的,它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思想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思想意识和表现为政治法律形式的政策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要受到特定的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古代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是农业。因为在人类社会中,从采集狩猎到发展畜牧,再发展到植物栽培,人们的生产活动始终是在农业方面。由于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活资料———食物,是在农业中产生的,所以马克思说:“农业劳动是其它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也就是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社会生产的起点。 中国古人不可能有马克思那样的认识,但在客观规律支配下,“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糅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2],农业始终是我们的国本。一批目光敏锐的人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把农业与国家存亡联系起来考察,并把重农作为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关键。“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3]在这里,《管子》把农业看成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商君书》也把农业看作国民经济的决定性部门。《商君书·农战》则明确提出了“国之所兴者,农战也”的口号,认为“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4]把农业与战争的结合看作是国家的安危和国君尊贵的基础。 1.2现实的需要:兼并战争 《商君书》之所以重农,不仅仅是因为无法摆脱古代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还在于其所处的时代面临着战争的困境。不重农则不可能富国强兵,就不可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 战国名称的本身已经突出了这个以战争为特点的时代。战国是春秋“不义战”的继续和发展,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运用军事手段,展开了长年累月、规模空前的战争。战争的胜负直接维系着国家的强弱与存亡。各国为了“广土众民”和保卫国家,都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由于各国经济力量的差别,出现了“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5]的局面。当时战争的特点是“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6]。兵员和粮食的多少是当时战争胜负和国家存亡的关键。在战国,广土众民和富国强兵都是国君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里,就不可能不重视农业。于是,商鞅就想到在农业上寻找出路。 1.3政治上的需要:中央集权制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生产工具及牛耕的投入使用和普及,使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个体劳动生产成为可能。《商君书》主张发展小农经济,为此推行严厉的分户析居的政策,明文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7],同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内息”[7]。用法律手段拆散奴隶制的家长制大家庭,改变了家庭结构,原来隶属于大家庭的个体成员,成为具有国家公民身份的编户齐民,使小家庭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通过分户析居,家庭成员数量减少,而户数相应增加,这种一家一户从事个体生产的小农正适合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君主的需要。 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韩非子·六反》中讲得很明白:平时君主需要人民的劳动力,而打仗时则需要人民为其效死卖命,而广大小农恰恰适应了统治者的这一需要。《吕氏春秋·上农》曾对这个道理做了专门的论述。认为农民都去务农,会对国家有个好处:其一是民农则纯朴而容易被国家所用;其二是民农则少私义,法令容易推行,力量容易凝聚;其三是民农则财产固定而不愿迁徙,死守本地而无虑。农民淳朴诚信,安土重迁,最容易为君主所驱使。 1.4经济上的需要:财政角度 从经济角度更确切地说从财政角度来说,中央集权制国家正是建立在对小农的剥削和压榨的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统治机器,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成千上万,只能靠封建国家向人民榨取繁重的赋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8]。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恩格斯语)。在古代中国,集权国家榨取赋税的主要对象就是广大的小农,小农既要向国家交纳各种赋税,又要承担无偿的劳役和兵役,从而成为集权国家压榨剥削的主要对象。国家的财用全部寄托在那繁生百谷的土地上,整个专制国家机构,都是靠这些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来供养。 2《商君书》中的重农措施 2.1奖励耕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