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的瓶颈与战略.docVIP

大学教师的瓶颈与战略 本文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如同“显微镜打开微观世界的大门，天文望远镜把人们的视野引向广袤的宇宙”[4]，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知识的生产。科技政策学者诺沃特尼（Nowotny）于2001年出版的《重思科学》[5]一书中提到，在信息时代和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即要面向复杂的实践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应用性在新生产方式中得到强调。《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的作者斯托克斯（D．E．Stokes）指出，当代研究主要面向跨学科的、应用性的、复杂的社会实践问题，这三个因素使得科学的社会性更强，大学里传统的“先基础研究、发表论文，后应用研究，服务社会”的科研文化，在信息化时代被“直接服务于推进技术发展、创造新技术”的学术价值观所代替。由此衍生的大学发展的大众化、市场化和应用性，对大学教学产生极大的影响。第一，大众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学生群体的变化及结构的多样性。扩招、多层次的学历教育、面向社会的各类非学历教育，使得大学校园中学习者的年龄结构、知识背景等发生巨大变化，“教师的工作比以前更为复杂……要采用先进的教学技术，不断满足社会各界对教师专业的完美要求”[6]。第二，面向应用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高度重视来自政府、社会和企业的需要。解决实践问题成为科研的中心，进而以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来带动或诱发对基础问题的探究。这正是吉布斯（Gibbons）所指的知识生产模式一（面向基础原理）向知识生产模式二（面向应用）的演变[7]。实践问题的解决从来都不能单靠某一个学科完成，面向应用的知识生产模式需要高度的跨学科合作，这种合作在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同时，也加剧了教师的专业化分工。面向应用的发展趋势，也强化了学生群体依赖大学获得就业能力的学习动机，大学教师的教学一定程度上受到学习者就业需求的牵制。第三，科研对教学的挤压。这一点也与大学发展过程的市场化和面向应用的趋势有关。大学走出了中世纪大学的象牙之塔，与社会的关系愈加紧密，而高度体现大学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表征，就是高深知识及解决实践问题的应用性知识的生产，并且由于来自国家政府层面在拨款方面对科研绩效的重视，众多大学愈发重视大学教师的科研能力，以至于在职称评定、评奖评优等活动中体现为对科研成果的高度关注，对教师个人的教学发展或者教学学术水平却重视不足。第四，科研与教学的分裂。信息技术手段引发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巨大变化，使得传统的“科研—教学—学习”结合体日益分裂[8]。科学研究所发现或创造出来的前沿知识迅速增长，前沿知识与可教知识之间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断裂。约瑟夫?本大维在《学习的中心》中，把这种断裂表述为“在研究型大学中……科研和教学远不是自然的匹配，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它们才能够组织在一个单一的框架之内。[9]”科研活动的专门化倾向，导致教学与科研的统一主要集中于研究型大学较高层次（硕士、博士）的人才培养中。第五，网络信息技术催生的技术文化环境造就了数字化成长起来的一代。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渐趋成为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很多人从小学开始就已经学会操作电脑，这些年轻人习惯使用手机、台式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信息技术工具来获取信息和与外界进行交流，他们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广泛应用这些信息技术工具，对班级讲座和授课方式兴趣降低，而且开始讨厌书面考试[10]。 多学科视角下的学习科学及其对大学教师教学专业能力的挑战 大学教师关于教学的专业知识是其提升个人教学专业能力的重要基础。在格罗斯曼对知识的分类中，把教师应该具备的教学专业知识分为五类[11]：学习者和学习的知识（即关于学习科学的知识)、教学法知识、课程性知识、情境知识和自我知识。其中的第一类知识在近几十年较之其他几类知识发展迅速，大多数的新入职高校教师培训还以传统的教育心理学作为学习内容之际，学习科学的最新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教育心理学对学习的认识。大学教师有必要对学习科学的知识深入了解和研究，以此来重新认识学习者和学习行为，变革师生交互模式，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一）多学科视角下的学习科学任何关于学习的研究都无法回避“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促进学习”这两个问题[12]。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来自广泛的学科群体，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这些学科群体把研究的视角汇聚到了对人类学习本质的探讨，即学习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心理学的研究者从建构主义的观点重新诠释了学习的发生，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脑的学习机制，信息科学的学者把信息技术的革新广泛应用到了促进学习的实践中，语言学在人类语言学习的机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验探索。关于学习的社会性研究主要集中于非正式学习和分布式认知。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学习本质的表述虽不尽相同，但各学科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