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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价值的生态化透析 本文 一、宪法价值取向生态化的时代背景 2世纪中叶以后,人类挟其利用核能及电子科技的能力,将人类社会推进到科技时代。这次科技革命虽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文明,但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也百十倍于过去的工业革命,特别是公害的频生、自然环境的恶化、物种灭绝的危机,不仅伴随而生,而且日趋严重。环境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与世纪性问题既向传统法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为法律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即法律的生态化,但法律的生态化又肇始于旧的发展模式和旧的伦理观念的破除。作为与自然人的生存关系极为密切的政治宣言宪法,自然不能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法律特别是宪法的传统价值理念及其制度规范。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具体说来,宪法价值取向的时代背景可以概述如下: (一)生态危机全球化正如美国物理学家费卡普拉在5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6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危机不只是个人的危机,不只是政府的危机,也不只是社会组织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变迁。无论是作为个人,作为社会,作为一种文化,还是作为全球的生态系统,我们都正在达到一个转折点。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危机已经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生态危机,从而也把人类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建设自然推向一个崭新发展的时代,实现人类由征服掠夺生态环境资源,到保护建设生态环境资源的大转变,创造比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更加灿烂辉煌的生态文明,并使之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文明形式。因此,21世纪将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生态时代。对宪法价值取向随着情势的变迁而进行修正,才能应对生态危机所带来的文明转型。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确立生态危机的全球征候引起人类对自身生存发展状态的严重反省,终于认识到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掠夺和浪费资源的发展道路。现代经济发展再也不能继续沿着这条黑色道路走下去,必须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5我们共同的未来6在分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后,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正式的形成。它要求在生态环境承受能力可以支撑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的协调关系;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与后代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从而真正把现代经济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增强环境支撑能力、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要求把法律生态化的理念注入宪法价值理念中去,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类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世界经济形态正在由资源经济(或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或智力经济)转变。知识经济是一种直接依赖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它不是以自然资源而是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从而可以根本改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索取、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利用模式与生产方式。通过知识经济,能够逐渐降低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从而有效地缓解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为人类解决环境资源危机找到了根本出路,也为人类走出环境危机的困境提供了根本保障。宪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正是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使其更加和谐。 二、传统宪法价值取向的不足 (一)传统宪法价值取向法理基础的缺陷大家知道,无论是近代宪法价值取向的法理基础个人本位,还是现代宪法的价值取向社会本位,均是建立在传统非持续发展基础上的,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又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伦理思想。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而,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成为后进国家学习模仿的对象,西方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先进的东西而受到追捧,西方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也凭此扩散到后进国家,深深地影响了此后的世界发展进程。但在西方延续了几千年的哲学伦理学理论中却几乎没有什么环境思想。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西方哲学强调的就是灵性的提升,认为现实世界只是理想世界的翻版,人类是世界的中心。对后世法律正义论和法治观念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5政治学6中写道:一切动物从诞生(胚胎)初期,迄于成型,原来就是自然预备好了的,,它们有助于人类的生活和安适实在不少天生一切动物应该都可以供给人类的服用。[2]这深深地暴露了他的正义观在环境伦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