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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形成过程分析论文 巴蜀文化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特色独具，影响深远的区域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构成中处于重要地位。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巴蜀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概念。但具体分析，巴文化和蜀文化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因此本文中所指的巴蜀文化则是对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合称。历史上将以今重庆市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称为巴。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地区称为蜀。自古以来巴、蜀两地保持着各自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因此，在历史上便有了“巴有将、蜀有相”[1]的评价。巴人自古“少文学”、“勇猛善战”、“质直、敦厚”，喜“巴渝舞”。[2]唱“竹枝歌”，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巴渝文化”，而蜀地可谓是人才济济，文化发达，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可见代写论文在同处于四川盆地这一地理范围的两个地域文化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之所以产生这些差异，学术界一般认为有地理环境不同、历史起源的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等方面原因。较为忽视中央统治者对巴蜀地区的统治政策，从秦汉至明清，各时期的统治者对巴蜀采取合治与分治的统治政策，据《四川通史》和罗开玉《论历史上巴与蜀的分分合合》一文的统计，历史上巴蜀分治约有六次，合治约有五次[见附表1和附表2]。巴蜀分治与合治都对巴蜀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即从秦汉至两宋的巴蜀分治情况，来探讨其对巴蜀文化发展的一些影响[学术界对巴蜀分治已作了一些研究，如罗开玉先生所作《论历史上巴与蜀的分分合合》（《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一文就巴蜀历史上分治情况做了较系统的介绍；再如贾大泉、陈世松等人主编《四川通史》（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中也对巴蜀地区在历史上各时期的行政区划已有较细致的研究；张剑涛先生也在其《试论秦对巴蜀分治的原因和影响》（《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中谈及了秦朝统治者分治巴蜀对古巴蜀地区文化演变的影响。]。巴蜀分治，是指中央统治者为防范处于四川盆地内的巴蜀两地形成割据，很长时间内在巴蜀地区采取的对巴、蜀两地分开治理的政策。 一、秦汉巴蜀分治及巴蜀文化的发展 （一）秦汉巴蜀分治概况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为其“六王毕、四海一”的百年霸业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秦并巴蜀之后的百余年间，秦对巴、蜀两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并先后在此设立皆直属于朝廷的蜀郡和巴郡。在巴地秦以分封旧贵族借助他们原有的影响和势力实现间接统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为秦二十四等爵中的第四级），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产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3]同时也在巴地于“赧王元年，置巴郡，治江州”[1]有限的推行郡县制。在蜀地，《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壮）相蜀。”[4]这其后秦三封蜀侯，蜀侯三反而见诛，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在蜀地推行全面的郡县制，而后秦又因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以此削弱蜀国旧贵族的影响，从而使蜀地全面的接受了秦制。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在巴蜀地区，最初仍设巴蜀二郡，对巴蜀进行分治。到高祖六年时割巴、蜀二郡各一部分，新置广汉郡。西汉建立初期，曾先后将所属领土的一大半分封给异姓王和同姓王，但鉴于巴蜀两郡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将巴蜀之地分封给诸侯，该地区被划为“天子自有”[5]之地。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割巴蜀二郡的西南置犍为郡（今宜宾市境内）。其后又置沈黎郡（今汉源县北）、越西郡（今西昌市东南），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今汶川县西南）。于是巴蜀地区便成为“巴、蜀、广汉、南[南郡：大部辖境在湖北，四川地区仅领巫县。]、沈黎、犍为、越西、汶”[6]八郡之地，一直到王莽新朝，巴蜀两地的行政隶属关系都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动。东汉早中期仍承西汉旧制，朝廷直接辖郡，两郡之间互不隶属。直到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焉据巴蜀自立为止。 （二）秦汉巴蜀文化的发展 从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在巴蜀地区的政策上应该看到，在秦并巴蜀后先后设置巴、蜀两郡，实际上是对先秦时期蜀文化和巴文化在行政区划上的认可，同时郡的建立，使同一郡内的居民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感加强，同时也促使两地文化特色的进一步鲜明。这也是之所以秦在统一巴蜀后，巴蜀文化没有因此而消逝，反而更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时，秦于成都“修整里阓，市张列肆”[1]使秦风大化于蜀。到两汉时，蜀地学子塞道，汉赋中的大家诸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都是蜀郡人。这一时期可谓是蜀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时期，蜀郡的私人著作也多见称于世，汉武帝之后有15部之多，仅次于京兆尹，居全国第二位。而今重庆直辖市境内却没有一位五经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