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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安徒生
谁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安徒生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是举世闻名的童话作家,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等童话故事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那么,谁是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安徒生的人呢? 中国学界一般认为是周作人。比如,李红叶称:“中国最早介绍安徒生的是周作人。”(《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21年,P13)韩进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儿童文学的启蒙家周作人,同时也是中国介绍与研究安徒生童话的第一人。”(《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百年版本之旅》,中华读书报2021年3月23日)王蕾也说:“中国学界一般认为,最早向读者介绍安徒生的中国人是周作人。”(《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5期,P27) 不过,落实到细节之处,学者们的论述就出现差异了。李红叶在其书中写道:“1912年,周作人撰有《童话略论》,1913年,该文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一这是中国最早论及安徒生的文字。”韩进认为:“早在1908年,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第2卷末刊出的域外小说集以后译文的目次中,就预告要翻译‘丹麦安兑尔然’(今译安徒生)的作品。”王蕾则说:“1909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第二集》中曾预告第三集中将收录‘安兑尔然’的《寥无声绘》。这是安徒生的名字首次在中国出现。” 三位论者,三种说法。不过,韩进与王蕾所论有异,但二人均认为周作人是在《域外小说集》第二集的预告中首次提到安徒生及其童话作品的,其时间远在李红叶所说的1913年之前。设若为真,李红叶之论首先被排除。 韩进认为“《域外小说集》第2卷”在“1908年”出版,王蕾认为是1909年7月”。两种说法中必有一种错误。这一点很容易查证。鲁迅 在《(域外小说集)新版序》中写道:“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1917-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P202)鲁迅用的是农历(阴历),将之转为公历,可知《域外小说集》第一集的出版时间为1909年3月,第二集的出版时间为1909年7月。这两个时间在张菊香、张铁荣合编的《周作人年谱(1885-1967)》里精确到了“日”,即1909年3月“2日(阴历二月十一日)”与1909年7月“27日(阴历六月十一日)”(《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P79、81)。 王蕾所论也有错误之处。她认为《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卷末预告《域外小说集》第三集中将收录“‘安兑尔然’的《寥无声绘》”。而张菊香、张铁荣在转录《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卷末刊登出的预告时则写道:“丹麦安兑然(通译为安徒生):《和美洛斯垅上之华》”(《周作人年谱(1885-1967)》,P82)。刘运峰编的《鲁迅全集补遗》之“《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以后译文及新书豫告”中也写道:“丹麦安兑然和美洛斯垅上之华。”(《鲁迅全集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P460)两相印证,可知《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卷末预告中并非将原名Andenen 译为“安兑尔然”,而是译为“安兑然”;同时也未提到译名为《寥无声绘》的这篇安徒生作品,而是《和美洛斯》与《垅上之华》。 不过,在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之“《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以后译文及新书豫告”中查到如下文字:“丹麦安兑然寥天声绘”(P459)。这里的“寥天声绘”可能就是王蕾所提到的《寥无声绘》之误,而且编者在脚注中称这份预告“原载1909年2月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书后”,将当时采用的农历日期误为公历日期。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没有充分的证据指出《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两集卷末的预告到底是鲁迅还是周作人所撰,故而我们暂时只能认为,这两种预告是鲁迅与周作人共同拟定的文字。这样一来,我们必须改口说:1909年3月,鲁迅与周作人在其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卷末预告中首次提到安徒生(当时译为“安兑然”)及其作品《寥 无声绘》;同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在其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卷末预告中再次提到“安兑然”及其另外两篇作品《和美洛斯》与《垅上之华》。 但是,能否据此就称鲁迅与周作人便是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安徒生之人呢?恐怕不可。其实,王蕾在其文中已经提及,但令人遗憾的是她视而不见,只是沿袭前人说法,未能对自己采用的史料加以考证,以至于无法得出新结论。 王蕾指出:“孙毓修在1909年《东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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