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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法治基因及其百年历史演进 依规治党方略的最终确立，不仅仅是依法治国的必然逻辑和实践成果，也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实践之中，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百年历程是依规治党从自发产生到自觉推进再到自由规划的探索过程，也是其中的法治基因植入、壮大、显化的时代性变迁，更是规范体系内在统一性和权力制约监督原则不断巩固的过程。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既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结构性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自发产生与法治基因的根植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78年间的依规治党处于一种自发的层次。这种自发性源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历程，使该时期中国共产党陷入主体性困境，但也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提供了特殊的土壤。在中国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下，中国共产党早期自发地全盘接受源于西方的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建党和治党不可避免地深受外部的影响。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纲领和组织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具有绝对的至上性。党章作为其载体进而成为建党和治党的根本法规，理论上的自主性缺失问题随之进入依党章治党的过程，进而造成中国共产党早期依规治党中的主体性缺失问题和自发性特点。具体而言，自《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党内法规多表现出浓厚的域外色彩，中国共产党也长期面临突出的主体性困境。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强化自主性，自1921年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来，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都修订或者重新制定党的章程，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外在约束及其导致的自发状态一直持续。与上述自发性特点相伴随的是，思想渊源和组织支持的外源性让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与近代中国其他政党的纲领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共产党因此高度重视党章建设，以党章宣告政治纲领和组织制度，并坚决地贯彻实施党章，使得党章在党内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始便具有依规治党的法治基因。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制定《共产党宣言》，阐明其纲领、目标和路线；在成立大会上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形成党的章程，规定党的纲领、组织和制度；二大党章更是明确规定党章的效力；后续的多次修订不断完善遵守党章、维护党章权威的机制，强化党章的规范性和约束力。概而言之，基于马列主义关于纲领、党章建设和制度建党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建党时，便继承了党章治党的法治基因，成立后便积极地制定和修订党章，始终坚持党章建党，完善党的根本性法规，将依规治党的法治基因深植于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法规和组织之中。除了党章建设外，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开展的革命斗争中，依规治党的法治基因也时有显露。1938年，毛泽东提出制定党规。另外，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不少党内法规。这些党内法规既包括具有严格法规形式的党内规定，也体现在针对现实问题作出的具体决定和决议中。前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央巡视条例》等正式党内法规，后者则藏身于针对国民运动、党组织建设、宣传教育活动、经济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作出的大量议决案、批示、报告、决定中。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运动代替了民主，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仍不完善，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也不具有至上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自发状态因此长达半个世纪，而党章治党中内含的法治基因也一直被压制。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自主推进与法治基因的壮大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和“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促使党内法规概念逐步形成，并促进了依法执政方略的确立，进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自主时期，使得在上一个时期被抑制的法治基因也得以快速壮大。这种变化的内在机理在于：“党内法规”概念的形成为法治主义贯彻于党内治理提供了操作工具，而依规治党基本方略的确立则为党内治理的法治化提供了政治基础。“党内法规”概念形成并成为推进依规治党并使其法治基因显化于外的基本工具，是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自主性强化的主要表现，也是法治基因壮大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党内法规”，将“党内法规”这个语词与具体的文件联系在一起，为提炼党内法规的本质特征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确定党内法规外延和所指对象的线索。1990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相对清晰地界定了党内法规的定义、内容、原则、制定主体、规范特征以及等级体系，使“党内法规”成为一个具有规范功能的概念。随之，“党内法规”概念在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中频繁出现，而其内涵与外延也随时间发展变得更加精确和清晰。在治理的层面上，“党内法规”概念的形成是对既往依规治党经验的理性思考，也是党自我治理方略的时代性选择，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鲜明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