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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犯罪与社会历史的变迁及其法律规范 摘要：女性犯罪是指以女性为主体而实施的逾越法律或社会规范的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性的范畴和概念，女性犯罪与社会历史的变迁、法律规范及社会性别理念的演变密切相关。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犯罪的表现互有差异，与之相适应，社会对于女性犯罪的司法处置也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中国传统时代，囿于父权制的社会性别规范，儒法结合，引礼入法，对于女性的司法处置，既表现出显而易见的规制、约束及限制性的面向，但同时也有诸多对于女性的体恤和优待的法律条款，特别是对女犯的慎重监禁，是传统时代为政的司法规则，这种规制和优恤的多面向，也就共同构成了传统时代对于女性司法处置的典型特征。在这种司法体系之下，女性既是父权制社会性别规范的受害者，但同时也受其益。 所谓女性犯罪，是指“犯罪主体为女性，而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抑或是“因为犯罪的是女性，所以才说成女性犯罪”在中国的传统时代，监禁作为一种刑罚方式，其渊源由来已久。不过，监禁虽然是一种在司法领域中广泛运用的处罚形式，但却并不是国家法定的主刑或本刑，并非独立之刑种；而且对于人犯的监禁，在传统时代主要应用于男性人犯。对于女性人犯的监禁，自国家立法乃至地方官员的实际司法运作中，囿于父权制的社会道德伦理的规制，一般均持谨慎从事的态度，非重罪及必要时，女性不会轻易系狱。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时代，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特别是在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影响之下，众多女性既深受其规制和约束，但同时，也享有一定的体恤和优待，而这种规制和优恤也就构成了传统时代对于女性司法处置的典型特征。一、传统时代对于女犯司法处置的流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以女性为主体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不同的时代均有表现，由于历史的变迁、社会规范的差异、政府法规的变革，女性犯罪之刑名及表现形式亦有明显的变化。而对于此类犯罪女性的刑罚理念及处置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一定的差异。概略而言，在早期时代，如商、西周时期，盛行的是以生命刑、肉刑等为核心的刑罚模式，并逐渐形成了“墨、劓、刖、宮、大辟”等早期的旧式“五刑”体系；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劳役刑逐渐盛行；汉代以来，法律儒家化进程开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自汉以降，随着礼、法合流，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之下，儒家伦理不仅成为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亦是普通民众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和准则，并进而建构起以父权制为核心的社会性别伦理规范体系。这种规范模式和伦理道德体系，对国家、社会、刑罚，特别是对于女性均有深远且广泛的影响。概言之，亲属关系之远近即“五服”体系、社会阶层及身份差别，是儒制法系的思想基础，而社会性别之差异，亦是儒制法系的重要基点。在父权制的社会性别秩序之下，广大女性自然一方面深受其规制，受其束缚和困厄，但另一方面，正是基于纲常伦理的社会性别规范，政府对于广大女性在诉讼、刑罚等方面均有严格的约束性条款和保护性举措，予以一定程度的优待和体恤，采取“限制性保护”不论是旧式“五刑”体系，抑或是新式“五刑”体系，都只是不同时代政府法定的主刑或本刑，是庞杂的刑罚体系中的主干和典型模式。在实际的刑罚运作中，对于人犯的处罚形式更为繁多，如在西周时代，除了肉刑、生命刑之外，尚有耻辱刑、劳役刑、财产刑等不同的刑种，上述刑罚方式同样适用于女性人犯。春秋、战国以来，以摧残人犯肢体、生命为特征的刑罚模式逐渐向以注重利用人犯身体资源的劳役刑转变。及至秦汉时期，劳役刑进而成为刑罚体系的主流，并逐渐具有了“刑期”概念。在秦汉时代，儒家意识形态的凸显和父权家长制社会性别秩序的构建，对广大女性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嗣后，女性的日常生活及行为模式既有与之相契合的一面，亦有与之相悖的一面，因而这一时期的女性犯罪罪名，是中国传统时代所特有的罪名，如不孝、失德失序、悍妻、大逆不道等。此外，秦汉时期涉及女性犯罪的刑名还有毒言、逃亡、盗（匿盗）、擅杀子、伤人殴人、（谋）杀人、诬告、诈骗、行贿、诈伪、谋反、妖言、巫蛊祝诅、亡为人妻、和奸等。而对于女犯的刑罚处置，大致有死刑，如弃市；宫刑，如《后汉书·刑法志》所载，“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除上述刑罚外，最主要的就是各类徒刑，即劳役刑，有“舂”“白粲”“复作”“隶臣妾”“司寇”“顾山”等。“舂”者，是令女子舂米的一项徒刑，《汉旧仪》载：“女为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岁，完四岁”。《后汉书》曰：“舂者，妇人犯罪不任军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白粲”者，据应劭云：“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三岁刑”；《汉旧仪》载，“秦制，鬼薪三岁，女为白粲者，以为祠祀择米也，皆作三岁”。“司寇”亦是徒刑一种，刑期大致为两年，如《汉旧仪》称“罪为司寇，司寇男备守，女作如司寇，皆作二岁”。“复作”是为女徒刑名，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