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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际问题的缘起和心得 一说来也真有点蹊跷,我从一个学历只有初中一年级的农村孩子,参加革命后竟做了大半辈子的文字工作,被组织上当作“笔杆子”使用,指派研究国际问题,前后加起来也有三四十年。对于国际问题研究,我倒是真可以谈点缘起和感受。当然,在新中国的体制下,不可能有毫不间断的研究,中间总会掺合着一些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等等。例如我从1969年到1978年就被下放到外交部江西上高“五七干校”,连续劳动改造了整九年。不过整个说来,我这辈子的主要工作经历还是研究国际问题。下面就谈点这方面的心得体会。但在言归正传前,也许有必要先做点生平简介。1922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陕西临潼一个父母都目不识丁的农民家庭,从小就跟着大人干点农活,家里原本也没打算让我上学读书。只是一个偶然机会,改变了这种状况。就是我父亲到集上去买牛,人家却给开了个马票,因而要多纳税。他回家后发现上当,很生气地说,看来不管干什么,都得念几年书,认得些字。于是改变主意,决定供我上学。我于1931年九岁时才进入私塾读书。两年后,为躲避农村匪患,进了县城里的公立小学。九岁上学,年龄是大了些,但有个好处,就是学得快,曾几次跳班。在因故辍学两年的情况下,还于1937年考进了初中。我当时上的西安二中,校长是著名的老共产党人江隆基(全国解放后曾当过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兰州大学校长)。他把我们二中办成了陕西全省最著名的进步学校。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我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很快就不愿继续在那种旧学校读书了,而是心向延安,准备私逃。1938年我冲破国民党的阻拦和囚禁,奔赴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毕业后留校任政治助教。1941年调俄文学校学俄文4年(实际上大部时间是参加生产劳动和整风抢救运动)。日本投降后我被派赴东北工作。9月2日告别延安,经过约两个月步行到沈阳。因偶然遇到张闻天夫妇,随即跟他们一起去了北满。北满分局分配我到黑龙江省双城县做地方工作,先后任双城学院主任,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1949年5月任辽南省青年代表团团长,赴北平出席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可是开完会回去,辽南省已撤销,遂被分配到辽东省任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又很快被时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看中,调到他的身边。不管安个什么职务名称,工作总是由他直接安排调遣。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年有余。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被毛泽东打倒,我被看作他的亲信,也跟着倒霉。虽然此后我再未与他见过面,也没有任何联系,但他对我的影响,却一直存在着。1950年随张闻天调外交部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北京待命。1951年随张闻天去驻苏联使馆,任研究室主任四年。其间写了十多篇调研报告。1954年被临时调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参与起草发言稿等文字工作。1955年调回外交部,先后任政策研究室专员和办公厅副主任,协助张闻天主管部属各单位和驻外使馆的调研工作、也为外交部起草一些上呈或下发的文件,平时则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在此基础上写些调研报告和工作建议,还主办几种发给部内单位和驻外使领馆的通报和内参。进入外交部门,自然就得研究国际问题。我上学的时间很少,只读过两年私塾、四年小学和一年初中。学历和水平同我从事工作的需要极不相称。如果算得上是学术积累的话,主要就得靠自学。我有比较强烈的求知欲和为追求革命理想不懈学习的精神,努力做到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手不释卷,学点东西。进外交部后,我就着重读世界史地、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方面的书。从驻苏联使馆回到外交部这五年,是我一生中工作最紧张繁忙、写的文章和报告数量也最多的时期。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并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59年底,我被下放到饥荒重灾区安徽。在每天粮食定量只有三两,饿得动弹不得的状况下,我仍然坚持读书看报。除了再读《资本论》、《反杜林论》等以及苏联新出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类政治理论书籍外,还读了不少诗词和古文。带下去的一部《聊斋志异》,就翻阅了十多遍。读这些闲书似乎与国际问题无关。其实不然,我认为研究国际问题需要广博的知识,读书看报越多越好。在下放劳动的条件下,能读些不犯禁的书,起码有助于提高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1960年底回北京住院医治因饥饿而得的浮肿病,病情稍轻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协助领导管些文件起草和部内外(驻外使领馆)的调研工作。1963年部党委不让我再在部内工作了,决定调我去国际关系研究所。我提出了调离外交部到地方去工作的意见。部党委不久又要我先去参加农村“四清”,加入在河北昌黎县的外交部“四清”工作团。参加了两期“四清”,用时一年多,部党委也给我联系好了地方工作,任设在昌黎县的河北省果树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我虽知自己完全不适应,只是来地方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