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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艺术理论前沿（十二） 王瑞芸 丹托是西方学者中极少数能摆脱西方传统思路来思考的人，他明白告诉我们，这得益于他受禅宗的影响。当铃木大拙50年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禅宗讲座时，丹托竟是当时唯一肯去听这个东方禅师讲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这个细节非常说明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学术重镇，代表了最典型最纯粹的西方学理和思路，而西方在相遇东方时，在思想界愿意接受东方思路的人当时极为稀少（艺术家们除外）。然而，丹托却难得地具有开放心态，肯去了解另一种不同的文化。虽然“我是从来没有参与曼哈顿下城的那些事(指前卫艺术活动-译者注)，也不知道激浪派的活动，那都是若干年后才知道的。而凯奇在1952年的音乐会对我也仅是个远远的传言。但是我在纽约上城西区对佛教的学习，最后把我和1960年代的前卫艺术联系起来。”结果，?“铃木大拙的讲座对我影响巨大……我从铃木博士那里—若不是从他的讲座，就是从他的著述中—获得的开阔思维，到了60年代，开始进入我的哲学。”[1] 禅宗究竟怎么开阔了丹托的思维？丹托自己颇动感情地描述说：“我是通过艺术认识到禅的，我特别被这样的事实感动：禅可以通过创作艺术被实践，落实，……我开始广泛阅读中国的哲学并被庄子这样一则寓言打动，一个屠户对动物内部熟悉到那种程度，它身体的各部份在被肢解时，好像是自己自动分开一样。那把刀在各个部份之间游刃有余，毫发无损。人们从中感到的是，世界是如此井然有序，挣扎只是来自于没有发现它的道。……只要发现并遵循这个道，事情就能很轻松地做成，……禅之美丽就在于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任务和特殊的活动，人可以作为一个作家和画家去实践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屠户和修车者去实践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人生幸福的贡献，让人穿越烦恼找到出路。”[2]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要深入理解禅宗，并不容易。不过，丹托至少是从禅宗那里接受了平等看待一切的立场－平常心，这就足够帮得上他不会像格林伯格那样，对沃霍尔的盒子厌恶地扭过头去，却能从盒子类的作品中分明看出另一种意义，即通过模糊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让人心获得一种解放的感觉—从艺术高高在上的压迫中解放出来。那就是说，当生活中的俗物都可以拿来作为艺术品的话，艺术对人就不能产生压力了。其情形就像他描述的，“最初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后只有某些人是自由的，最后人人都是自由的。”于是，“艺术不可能再以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的方式呈现了（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美学叙事方式－译者注），这种陈述方式结束了。而这事实上是一种解放的观念，或者说我认为它是。它让艺术家从制造历史的义务中解放出来, 它把艺术家从遵循‘正确的历史路线’中解放出来。它的的确确意味着一切可以是艺术，没有任何东西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时刻-我愿把它说成是时刻-艺术上真正全然的自由降临了。……你可以做一个抽象画家，一个现实主义画家，一个寓言画家，一个形而上学的画家，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一个风景画家，或者是一个专画静物或裸体的人。你可以是一个装饰艺术家，一个自由派艺术家，一个专画风俗趣闻之人，一个宗教画家，一个色情画家。一切都被允许，因为没有什么再是被历史指定要做的了。”[3] 说实在的，这样一个解放的局面对于习惯于把历史组织得边缘整齐的西方人来说，未必是件愉快的事。就连丹托也坦白相告，“一开始，这很让我苦恼……我很怀旧于一段令人激动的历史就如此地逝去了。曾经一度，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艺术似乎具有历史正确性。在美国有抽象表现主义。人们以为它将持续的时间会和文艺复兴持续的时间一样长，但是到了1962年，它就结束了。……随着波普、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的出现，艺术世界已经开始发生了某些深刻的变化。现在似乎是深刻变化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人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时，似乎不再会有任何理由做一件事，而不做另一件事。我们已经真正地进入了一个多元主义的时期，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创作艺术的方式。……我一点一点地开始感受到摆脱了艺术史的羁绊该是多么让人心醉的事。”[4] 当然，不是人人都能体会到这种心醉之感的。就像丹托告诉我们的：“当我开始演讲论述艺术的终结时，我的观众通常是艺术家，一开始充满了敌意，但是很快地，他们感觉到了我已经开始拥有的解放了的感受。艺术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切人的东西”[5] 所有这些感受、思考和反馈，让丹托由衷感叹说： “当这个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清楚地意识到每一件东西都可能成为艺术时，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我来讲，这是个万分激动的时刻。我倒不会有当一个新时代艺术家的兴趣，但我发现，当艺术摆脱所有沉重的形而上外衣后，当一名艺术哲学家还是一件让人陶醉的事。”我们应该不难看出，现代主义理论家和当代艺术理论家够有多大差别：格林伯格和他的追随者弗莱德对所有那些模糊艺术和生活界限的作品们大皱眉头，并严辞指责之时，丹托却“心醉”、“陶醉”个没完，因为他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