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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阐释多元化诗学生成及意义 一、引言 “见仁见智”的说法最早见于上古占筮之书《易?系辞》，反映的是人们对同一事物“道”的不同理解和接受，它率先从哲学角度为文学解读的多元性与差异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学阐释中，李商隐的《锦瑟》和杜甫的《秋兴八首》虽然表征了不同风格，前者以晦涩朦胧、兴寄遥深为主要特征，后者以写实性见长，但二人同样引起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人毕沅在《杜诗镜铨序》以杜诗为何“不可注，亦不必注”为例，揭示了“见仁见智”的诸多因素，其曰：“后人未读公所读之书，未历公所历之境，徒事管窥蠡测，穿凿附会，刺刺不休，自矜援引浩博，真同痴人说梦，与古人以意逆志之义，毫无当也。此公诗之不可注也。……气格超绝处，全在寄托遥深，酝酿醇厚，其味渊然以长，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令后之读诗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公诗之不必注也。”［１］１－２“不可注、不必注”，并非指杜诗无法和无需作文字的疏通，而是指其诗内蕴深厚，意旨灵活多变，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学识修养和需要进行“深思而自得”。作者依凭自身渊博的才学，用诗化的语言涵咏情性、抒写复杂的阅历，并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法加以处理后，所形成的文本自然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僵死对象，而是一个留下了无数空白点与未定点，有待读者发挥想象填充的框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提出以作品为中心，分别将世界、艺术家、欣赏者联系起来，“作者、文本、读者都以自己的要求和方式影响着意义的形成。对文学的深刻理解只能来自所有这些要求的综合、所有这些力量的暂时的平衡和协调一致，来自从视野融合的瞬间产生出来的学识和修养”［２］２５６，诸要素只有达到完全融合的程度，意义才能高度地前后一致，然而文学的本质和作者、读者自身的主观性却决定了各环节间差距的绝对存在，那么多元阐释成为释义方式也就不足为奇。 二、文本的开放性结构和作者“原意”的未定性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一书中谈到《易》之“象”与《诗》之“兴”的密切联系，并由此提出“象喻性文本”的说法。当读者在不知文本作者且作者“原意”未能确定时才可相对自由地独抒己见。作者“原意”难以捕捉，首先在于语言文字表意的局限性。《系辞》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陆机《文赋》亦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语言表达不管推敲到什么程度，其表意准确性、完整性都只能在一定范畴内相较而言，既然“原意”不可尽数传达，无形中读者便会全面搜寻最贴近“原意”的“言外之意”，以期最大限度地把握作者之意。同时表述的受限与语言的不定性、暗示性相辅相成，像“意之所随者”这类幽微的至理至情根本无法用言语说出来，就无须执着于文字书写的面面俱到。同时古代诗学以婉转蕴藉地抒发情志为崇高目标，似言非言的有限字句使作者的意思异化，这也给多种有效阐释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文学是语言为物化载体的社会心理的形象化表现，诗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以情感为其生命。作者在想象力的推动下，将酝酿心底的情感、愿望由内向外灌注进一个个可视的文字意象或形象中，形成诗意化的氛围，读者从中能体验到其存在，却无法把这朦胧飘忽的情愫一一还原为具体的事和物，沈珩说：“窃惟注杜之难，莫难于得少陵一生真心迹。盖其忠君爱国之诚，忧时伤事之切，羁愁感叹，一一发为咏歌，笔墨之光，若隐若见。百世而下，大都凭诸臆测，穿凿傅会，人竞所长，不知庐山面目，孰是得其真者”［３］３６０，又“性情万变，诗亦如之。试读《三百篇》，宁可持概而量哉？”（《杜诗笺选旧序》）［４］１，此处的“真心迹”与流动不定的性情是读者最难以把握的。作者常常运用“兴”这种手法加强文字的不确指性，从而延长读者和文本间的距离。“兴”义复杂难辨，它和《易》之“象”在意象系统和象征等取象方法上极为相近，都具有“变而通之”的特征和以小喻大、以少喻多的效果等，并最终指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式的理解。《文心雕龙?比兴》曰：“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５］６０１，孔颖达进一步释之：“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６］３“兴”代表了“假象以见义”，“以想象体式概念”的创作理念，要求作品要有含蓄委婉的情思。同时“兴”预示着抽象意义的相似性，使人读之深感“文已尽而意有余”（钟嵘《诗品序》）。杜诗难解以《秋兴》为首，正是源于能指（语言文字）与所指（意旨思致）间的不定性、模糊性以及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周樽评论杜诗说：“顾公诗包罗宏富，含蓄深远，其文约，其词微，称名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亦有如太史公之称屈原者”［１］６。“兴”还意味着无意为文的态度，杜甫集中便有不少因情为文之作，陶开虞《说杜》曰：“少陵一饭不忘君，固也，然兴会所及，往往在有心无心之间，乃注者遂一切强符深揣，即梦中叹息，病里呻吟，必曰关系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