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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典型案例研究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 论文提要：每一项法律制度背后都蕴含着这一制度 所追求的法律价值，释明权制度也不例外。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证据规则》 ）第 三十五条规定了法官释明权制度，但该法条规定过于简单， 该法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法官难以掌握释明的范围及适度 的问题、且法官释明权具有比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但法官释 明权又在我国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普遍使用。在民事诉讼中 法官的释明不仅有助于实现司法实体正义，也有助于实现司 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释明权的普遍使用已经成为当今民 事诉讼发展的主流，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可以表明，法官释 明权有明确其释明范围的必要。而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对案 件是否释明及释明的范围把握不准，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因 此亟需对其予以规范和完善。本文结合典型案例的分析确定 释明权的合理范围，并探讨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基本原则和完 善机制，从而给法官在适用《证据规则》第三十五条时提供 更多办法解决具体案件。全文共 9218 字。 一、法官释明权的基本理论 关于释明权的渊源，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 的转变 ,国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的干预已成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在民事诉讼法理论界诉讼公法说占据了主导 地位 , 这就要求加强法院对诉讼的干预 , 以提高诉讼效率和 司法公正。因此 , 在大陆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在其民 事诉讼法中普遍加强了法院的职权干预 , 规定法官释明权或 释明义务 , 实际加强了民事诉讼法职权主义色彩。英美法系 国家也不断改革民事诉讼法 , 加强法官对诉讼的管理职能。 [①]我国的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主义，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 和辩论权，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公民素质不高、 必须依靠司法机关处理纠纷，完全依靠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 式处理矛盾是不现实的，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我 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也随之转换为确定当事人主义为主，同时 赋予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指挥和管理的诉讼模式，将诉讼实 体处分权利交个当事人行使，同时将诉讼程序交个法官指挥 和管理，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法官释明权也随着产 生并不断强化。 关于释明权的性质，在大陆法系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观 点，“权利说”，认为释明权系法官的基本权利，释明权属于 法官指挥权的范畴，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权来确定释明权的的 方式和程度的。第二种观点“义务说” ，认为法官根据法律 规定履行释明权是法官的义务，法官如果消极行使释明权会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种观点“权利义务说” ，认为法 官的一项重要权能权能就是释明权，权能属诉讼权利与诉讼 义务的范畴。法院法官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对案件有关事 实和法律进行询问，并促使当事人进行证明。释明权系审判 权的必然延伸。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比较合理，审判权是一 种公权力，实施释明权的主体只能是法官，从公权力的属性 来看，如果法官不实施释明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简而 言之，释明权具有权责和权职的双重属性， 两者应相互统一， 不可偏废一方。 关于释明权的概念，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 官发现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适当、不清晰，或提供证据资料 不够充分但自认已足够证明相关事实，或其认为的法律关系 与法官认定不一致时，法官应通过释明从探知当事人真实意 思，指令其作出详细、清楚、正确的要求，保证诉讼能力分 配不均的当事人实现程序上的公平，避免因为诉讼能力强弱 不均造成实体上的不公平， 从而保障诉讼公开、 公平、 公正， 真正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