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变迁及其特点_1.docxVIP

? ? 抗战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变迁及其特点 ? ? 二、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截至1936年年底，全国有11所大学设立了3个研究院、24个研究所，共39个学部(见表1)，研究生数达到39人，这既是中国近代开始研究生教育以来培养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事业基础。 表1 1936年全国大学研究所和学部统计表 学校 研究院所 学部 清华大学 研究院 文科研究所 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史学 理科研究所 物理、化学、算学、生物学 法科研究所 政治、经济(暂停招生) 北京大学 研究院 文科研究所 中国文学、史学 理科研究所 数学、物理、化学 法科研究所 暂停招生 中山大学 研究院 文科研究所 中国语言文学、历史 教育研究所 教育学、教育心理学 农科研究所 农林植物、土壤 中央大学 理科研究所 算学 农科研究所 农艺 北洋工学院 工科研究所 采矿冶金 武汉大学 工科研究所 土木工程 法科研究所 经济 南开大学 商科研究所 经济 理科研究所 化学工程 燕京大学 文科研究所 历史 理科研究所 生物、化学 法科研究所 政治 金陵大学 文科研究所 史学 理科研究所 化学 农科研究所 农业经济 东吴大学 法科研究所 法律 岭南大学 理科研究所 生物、化学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二)，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5—1386页。 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得渐进佳境的研究生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我国研究生教育从招生恢复到规模扩大，从专业发展到学科均衡，从培养方式转变到人才质量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恢复调整阶段(1937—1939年) 日军入侵，使得高校都处于颠沛流离之中，研究生教育的正常发展进程受阻，大多数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未能继续进行，招考中断，在读学生不得不中止学习或暂时休学。到1937年底，全国大学研究所减至18个，研究生数仅23人。 内迁结束后，各高校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研究生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尽管仍然面临着环境、设备、经费等重重困难，教育部及各高校仍然重视研究生教育工作。教育部采取划拨经费等措施，鼓励人才和设备较好的国立大学适量增设研究所和学部，并恢复招生。各高校也积极谋划研究院所的恢复与重建。例如，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即考虑规划研究院的成立问题。1938年年底，中央大学研究院正式挂牌。该校是战后率先恢复研究生教育的高校。研究院下设理科、农科、法科、工科、师范5个研究所，共7个学部，由时任校长罗家伦兼任院长。随后，该校组织了23人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制定招考政策和录取标准，着手恢复招考工作。同年7月，新组建的西北联合大学奉教育部令开始筹备师范科研究所和医科研究所，以壮大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的力量。至12月底，师范科研究所筹备完成并开始工作，李建勋任师范研究所主任。由于身处南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对中山大学的影响有限。一方面，研究院的师生们积极支持抗战。11月24日，研究生同学会就通电全国，号召大家起来一起对日作战，表示“同人等虽鲁钝，亦愿放弃研究室生活，肩枪荷弹，饮马‘云中’，为我父老兄弟诸姑姊妹作前驱也”[24]。另一方面，研究生培养正常进行。7月，文科研究生随导师赴云南、广西考察瑶族等的生活与文化。当月，学校还举行了首届12名研究生授予硕士学位仪式。随后，该校还组织了1937年度的招生工作，9月1日至3日，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同时开考。 截止1938年年底，全国创建或恢复的大学研究所数达23个，已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在校研究生数已由1936年的75人下降至1938年的13人，下降幅度达82.7%，研究生教育跌入低谷。虽然研究生教育恢复缓慢，但它使得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传统得以延续，为抗战期间研究生教育的持续发展保留了元气，影响深远。 2.发展壮大阶段(1939—1942年) 在一系列政策制度的调整和规范下，研究生教育开始步入正轨，发展加速。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7月，西南联大举行会议，经议决“暂不举办研究院，由三校就现有教师设备并依分工合作原则酌行恢复研究所、部”[25]。北京大学率先颁布《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办法》，恢复办理研究院，院长由校长蒋梦麟兼任。研究院下设理科、文科和法科研究所，各所主任由各学院院长兼任。随后，研究院相继颁布《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暂行办法》、《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复学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研究生复学工作。“凡本校文科研究所因故中止研究，或休学不满两年者，得依本办法请求复学。”[26]几乎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第24次校务会议通过了“关于续办研究院的决议”，随后公布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