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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白族甲马”国内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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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亚萍 侯小锋
摘要:在大理,甲马文化一直自发流传在民间民俗生活中,与“阿叱力”“朵兮薄”文化融合,显示出独特的神秘魅力。国内关于大理白族甲马的研究历经了“收集一分类—针对性研究一多学科研究视角一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几个过程。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做一述略,以期为大理甲马文化学术研究史的建构做些许补充,为后来者从多角度研究这一文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大理甲马 研究综述 “阿叱力” “朵兮薄”
在大理地区,“甲马”也叫“甲马纸”“马子”“甲马子”,白语念作“zai hui”(音同“灾灰”),是民间祭祀、禳灾、祈福时所用的木板雕刻印制的纸画。“甲马”承载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期许,是起着传递信息作用的祈福祭祀的载体,一直自发流传在民间民俗生活之中,延续至今。这一以活态实践传承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甲马研究的起源
在甲马收集研究领域,原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李伟卿老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收集和关注“甲马”,显露出了作为民艺研究者的远见卓识和广阔视野。而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大理甲马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树村先生专门到大理考察甲马;在同一时期,大理本土学者杨郁生、赵寅松先生也把目光投向了甲马,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白族甲马收集、研究工作。1987年,李伟卿老先生参与了云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的滇西甲马调研,搜集到了甲马一千多幅,一共一百多个品种。纵观甲马研究领域,多数研究甲马的学者都有着收集甲马的习惯,收集—分类一对比研究,是甲马研究学界通用的研究手法。
二、甲马研究的学术论文成果
在大理白族甲马的学术论文成果方面,1982年杨郁生在《大理文化》上发表的《独具一格的白族木刻——甲马子》以及1985年杨民在《美术研究》上发表的《白族民间木刻版画——甲马纸》两篇文章,算是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大理白族甲马理论研究的大门。
《独具一格的白族木刻——甲马子》对甲马中蕴含的白族原始民族意识以及白族特有的“图腾…‘本主”和原始自然崇拜的各种偶像进行了分析,认为甲马从中原的传人恰好为白族人原始意识中的情感、思想、信仰、希望和理想提供了附着体,并与之融合,流传在民间生活中;作者发出呐喊,呼吁各界重视抢救白族甲马。杨老先生是白族甲马文化保护的先觉者和先行者!
《白族民间木刻版画——甲马纸》从白族与巫教、巫教与甲马纸、甲马艺术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大理白族甲马的宗教渊源和审美价值。作者对甲马文化与宗教关系做了有据的探讨,比如作者引《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其俗徵巫鬼、好诅盟。”“夷中有桀黠能言语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又说:“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以赐夷,夷甚重之。”据此来看,三国时期的云南地区已有巫术和巫画。从史实角度来看,白族先民确实有着信奉、崇尚巫文化的习俗,而史志中所说的“巫画”从历史传承角度来看或许正是早期的甲马原型。文中还强调“白族地区宗教信仰繁多,除独特的本主崇拜外,早在唐代的南诏时期已‘阐三教、宾四门。儒、释、道、巫长期并行不悖,互相渗透和掺杂”。“阐三教、宾四门”之说见于“南诏德化碑”碑文:“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僭,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碑文记载南诏王阁罗凤重视文化发展、兼容并蓄的治国安邦策略,也表达了当时统治者对宗教文化的尊崇。从碑文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彼时的南诏国确实以包容的姿态兼容多元文化并存。有学者考证,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在南詔国时期曾经取得国教的地位,甚至有学者认为阿叱力教派就是密宗和“白蛮”原始宗教的融合;而白族原始宗教“朵兮薄”(本主崇拜)和密宗阿叱力都比较重视咒术仪轨,因此可以相信,巫文化在当时的民间也属司空见惯,而白族地区流传的“甲马”极有可能是阿叱力和朵兮薄礼仪活动中的祭祀品。即使时至今日,大理地区依然广泛地传承着“朵兮薄”文化,在朵兮薄高功先生举行祈福禳灾仪式时,甲马依然是其必不可少的神符道具。由此看来,文中作者的考证出发点符合历史流变渊源,对甲马的来源和演变考证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而此后,杨宪典《大理白族原始宗教——巫教调查研究》一文则以实地调研的方式录述了白族巫教活动情况,证实了“甲马”“朵兮薄”“巫教活动”之间的事实性关联。文章根据经文、民间传说等对南诏时期佛教与巫教的排斥一妥协一融合一系列变化做了探讨;对巫文化及巫文化从业者的现状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做了相应的事实性陈述,忠实地描述了白族人对本主的虔诚信仰和崇拜。作者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分析巫教和本主崇拜与其他各教合流在封建经济发展中的积极适应性,并在道教主持的庙会表文中找到了巫教“甲马纸”在道教典义中的存在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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