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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27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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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重阳宫 三、伊斯兰教思想与美学 伊斯兰教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传入中国,宋元时期的伊斯兰教主要以喀喇汗王朝维吾尔族为代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及其大批具有美学意义的理论著作和艺术作品,如《突厥语大辞典》《十二木卡姆》《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等。其中《福乐智慧》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伊斯兰美学思想。其中的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四点:“四意象说”;美在智慧说;美在幸福;自然美论。 第一,“四意象说”。所谓“四意象”是指《福乐智慧》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四类审美意象。“日出”代表“国王”,是“公正”的意象。“月圆”代表着“大臣”,是“幸福”的意象。“贤明”是大臣之子,是“智慧”的意象。“觉醒”是大臣之兄弟,是“知足”的意象。这四个意象分别体现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生态度和审美价值追求。 第二,美在智慧说。从创生论而言,“真主创造了人类,赋予他品德、知识和智慧”。(《福乐智慧》第6篇)人类的尊贵与伟大来源于知识和智慧。因此,“人类因有知识今天变得高大,因有智慧解开了大自然的秘密”,(《福乐智慧》第6篇)“智慧和知识可以洞悉一切,有知识智慧者可以达到目的”。(《福乐智慧》第6篇)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着同样的知识和智慧,这就需要去追求。因为“谁具有知识,谁就将获得世界”,(《福乐智慧》第9篇)所以是否“求知”就成了“幸福”与“愚昧”、“健康”与“疾病”、“美”与“丑”的重要原因。智慧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之美在于面容,智慧之美则在于语言。”(《福乐智慧》第9篇)这一“求知”理念明显接受了西方哲学传统,并将其改造成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思想理念,这与中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审美意趣是有区别的。 第三,美在幸福说。追求知识和智慧的目的在于获得人生的“幸福”。无论是国王对臣民的“仁爱”,还是大臣对其国王的“忠诚”,以及“觉醒”对大自然、自由人生的迷恋,都体现着《福乐智慧》作者对“幸福”人生的重视,同时也体现了维吾尔族文化中的人文关怀。《福乐智慧》对“幸福”有一种深刻的辩证理解和阐释。“贪图安逸会招来灾难,追求欢乐到头来一定痛苦。”(《福乐智慧》第12篇)“幸福”并非是舒适与获得,而在于劳动与付出,从而获得人性的永恒。 第四,自然美论。《福乐智慧》常常以美妙的笔触赞美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和美丽。春天里,春风给善良的人们打开了天堂之路。积雪消融、大地充满馨香,明媚的春光里,“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伸展,到处鲜花盛开。此时宇宙瞧着自己,看着别人感到自豪又欢喜”(《福乐智慧》第4篇),这一切都感谢真主的恩赐,“啊,你是世界之美和伟大的体现者”(《福乐智慧》第4篇)。这种美的落实者则是人间的“可汗”“大王”“凯撒”,以及“东方”的“契丹”。这里体现了维吾尔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四节 宋辽金元的美学境界 宋辽金元美学是中国传统美学高度繁荣发展时期,审美领域之广、审美风格之盛、审美流派之多、审美境界之高都属罕见。艺术美学领域的境界追求无比丰富。词学美学有豪放派、婉约派之别;诗学美学有“诗有别材,诗有别趣”之议;文论美学有“文以载道”、“文道两本”之趣;绘画美学有院体画、文人画、工匠画等不同流派,还有“北宋三家”“南宋四家”“元四家”等不同风格;音乐美学有“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多样发展的格局;建筑装饰美学有“五彩遍装”“碾玉装”“青绿叠晕稜间装”“解绿装”“丹粉刷饰”和“杂间装”等多种样式与风格。当然,宋辽金元美学的主体是由两宋美学来代表的,而两宋美学在对中华美学整体继承与多元探索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升,并提出了自己的时代审美追求。这一追求在多种境界并存的同时,突出平淡的境界。 一、诗文美学的平淡境界 在宋初诗文革新运动中,梅尧臣就提出了平淡理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6)。这“平淡”主要源于《诗经》中的《周南》气象。这里的“平淡”并不只是钟嵘“淡乎寡味”之“平淡”,而是指追求“中和平正”,平中见出情趣、淡而味长,“读之令人忘百事”的淡远深邃的审美境界。梅尧臣继承了儒家美学传统,并将这一传统内化为自己创作的基本理念,展示了儒学复兴思潮在文艺审美领域中的渗透维度,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不同于汉唐的崭新的审美面貌的出现。 梅尧臣欧阳修 欧阳修作为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要求古文写得易知易明,但却要含有不尽的深意。苏轼进一步推进了平淡的内容,在他看来,平淡是看起来淡,而实际上是浓,浓包含在淡的外表之下;看起来是近,实际上是远,远内含在近的外表之中。这种内蕴着浓和远的平淡是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用苏轼的话说,唐人之美是“气象峥嵘”,而宋人之美是“乃造平淡。” 朱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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