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史诗书写背后的弥赛亚精神.docxVIP

寻找在别处的“田野” —《群山回唱》史诗书写背后的弥赛亚精神 书名：《群山回唱》 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出版单位：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8 鲁米有诗：在对与错的区分之外/有一片田野/我将在那里与你相遇。 当来路已远，旧日不再，对与错的混沌已成世间一道波浪，苦梦的尾梢足以让每一白昼失焦。带着归遁“故乡”的悲壮，尽管每一次战栗都像不期而至的狂风，继之而生的希望却总能予阿富汗人最虔诚的光，使之在外部田野的隐喻中摆渡，又在群山的深处皈依。正如田野是远方的胎记，田野亦是流亡民族的故乡。当流亡已然嵌入一段史诗的肌理，那么惟有找寻才是真实，惟有失家才是正义。对于阿富汗而言，永远失落的田野既是每个鹪栖者的悲剧证词，又是这一朴素民族的本然姿色。然而在史诗的背面，我们总能窥见黑夜的另一番景象。当那些在黑夜中坚守不羁灵魂的漂泊者执着于越渡出时空与苦难之间的摇摆，执着于冲破悬浮于历史和社会之上的孤独，生命的超克也就在冥冥中呼之欲出。卡勒德·胡塞尼，或许是摹画史诗背面的那个人。 2013年，作为胡塞尼“阿富汗三部曲”的终末演出，《群山回唱》以巍然之势横空而出，奠定胡塞尼叙事生涯的另一高峰。较之单纯讲述人间真爱的《追风筝的人》与《灿烂千阳》，《群山回唱》的叙事宫殿更为森严，布排技巧更为缜密，修辞策略更为冷静，可以说以荡气回肠的笔法重现了一个阿富汗家族六十年的颠沛史。一方面，这种史诗般的格局固然明证了胡塞尼叙事艺术的持续进化。然而细究之，比起前作，《群山回唱》里更深邃的国族思索与更隐晦的价值倾向，似乎又昭示胡塞尼在不断酝酿着其对于阿富汗历史更具穿透力的思考。从《追风筝的人》到《群山回唱》，我们能够明显看到胡塞尼的目光逐渐从个体经验转移到家族寓言，从单线叙事升格为立体叙事，从具身的抒情归遁到哲学的默想中去。对于阿富汗共同体的历史，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挖掘着更深的意义地层，《群山回唱》是一次华丽的成果汇览。 与其说《群山回唱》的故事回应了开篇的小诗，毋宁说这首小诗构成了《群山回唱》永不止息的“在路上”精神的注脚。它隐喻了一代阿富汗人在无序成长中的集体式受难，又暗示了诸多生长在漂泊中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于，在胡塞尼的书写中，我们似乎总能隐约觉察出某种横亘在别处的生命悲剧美，然而这个飘渺的旨归却始终诉诸于关于罹难和流亡的表层书写，让人无法轻易道说。故事的开头即是父亲带领两个孩子赶路的场景，这种“在路上”的宿命论色彩贯穿了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一生：父亲自此永远处于前往喀布尔那条悲哀与赎罪的路上，两个孩子即将在永远改变命运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而在抵达命定悲感前的沙漠之夜，父亲的忽然离开带给阿卜杜拉的被抛弃感，同样也隐喻着父亲所象征的不稳定的父权秩序带给子辈人民的颠沛流离之感。统合《群山回唱》的整体语境来看，流离的脱域感、被抛弃的孤独感似乎从来不为阿卜杜拉一家所专有，毋宁说，这种消极感受恰恰是整一阿富汗民族的历史底色。直到最后，在阿卜杜拉老去，他的女儿与妹妹终于相认这一结点上，代际的孤独才终而以悲剧性退场的方式，透显出瞬时的解救希望。在这一颇具审美意味的故事收束中，我们能看到胡塞尼对于美好阿富汗的希冀。在这里，阿卜杜拉的家族孤独史与阿富汗民族的流亡认知作为同构的一镜之两面，共同在某种酒神弥赛亚的精神驱力中谋求着对惯有历史品格的审美突围。 然而回过头看，倘若没有苦难作为铺垫，任何审美突围在艺术表达中将显得苍白。这是《群山回唱》大篇幅诉诸于“在路上”表达的根本缘由。直击冗长而沉重的代际苦难以及由此产生的主体间共感，是史诗书写的先行责任，也是本书寄寓深层思索的必然起式。因而纵览全书，我们首先看到的却是胡赛尼笔下的阿富汗颠沛史，它的时间被战争与媾和、贫穷与财富、高尚与低微轮番拉扯、扭曲。从1949年到2010年，作者并未遵循时间流逝的顺序原则，而是以一种颠倒的方式，颠覆性地再编码既有时空，造成错综叠映、如梦如幻的效果，一如群山中的回音，不断向更远更深处折叠回荡。在一层又一层的延宕中，骨肉分离的真相得以显现，记忆碎片的失落得以复归。支离重组的文学布局恰似阿富汗历史与现实的隐喻，胡赛尼重构了整个阿富汗在漂泊与夹缝中的历史。一方面，战火的燃烧挑战着阿富汗人对地域性家园的整体想象。另一方面，对于母邦的文化乡愁，又维系着阿富汗飘零的民族志与信念史。因而作为一种在时空上流浪的共同体，阿富汗民族主体性的“在场/缺席”交织体使整部小说不断“绵延”于回忆与追寻之间、流浪与归家之间，一种确立身份的迫切感使阿富汗在众多的历史时空中似乎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 无疑，“支离”的历史母题是由一个个阿富汗平凡人物共同镜射出来的。从复现苦难历史的角度看，《群山回唱》的叙事似乎与新历史主义者主张的比喻式历史书写具有某种品格上的相类性。它并非以正面的冲突描写历史发展的逻辑，而是选择让诸多彼此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