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市书话》— 从故宫“八千麻袋”看书的前世与今生.docxVIP

《槐市书话》— 从故宫“八千麻袋”看书的前世与今生 书名：《槐市书话》 作者：拓晓堂 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7.9 苏轼《次韵徐积》：“但见中年隐槐市，岂知平日赋兰台。”所谓的槐市，典故相传是西汉长安绿茵浓密的槐树林中读书人聚会、贸易、互易互市之所，也是中国书籍售卖的早期场所。后来随着太学的解散，槐市随之消失。然而，在日后天地悠长的岁月中，图书市场以“书林”“书局”等名目活跃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 藏书是民族的血脉 在我看来，如果说“书的前半生”是写书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认识和思考的凝华，那么“书的后半生”就脱离作者，成了读书人和藏书人的事情。书籍一旦流转，不管是抄本还是印本，就不再只是个人的感知，而化身千百，成了知识传播的过程，成了社会的力量。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书籍稍有不慎就会失传。我曾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国图真正够善本级别的书籍仅有两万种，其中还有许多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剔除这一因素，真正具有文献价值的古籍不足五千种，远不能涵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浩瀚文献。 书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典。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书籍都是最早的收藏品类之一，而且也被供奉得最高。亚里士多德讲世界七大奇迹，其一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考古发现两河流域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保留了大量楔形文字文献；考古发现了死海地区古代以色列文明的羊皮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书籍已经成为各地文明的共同收藏。 藏书是民族的血脉，书籍会告诉你从哪里来。当然，考古发现也会告诉你从哪里来，但那是被动、无意识、必须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知道的，但书籍却主动而有意识地告诉你，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半页残纸里的大名堂 我认为，古籍的价值看书的“三性”。 其一是文物性。国家图书馆对于古籍善本的界定有一个时间的下限，即乾隆六十年（1795年），1795年后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不进入古籍善本的范围。国家文物局规定的文物出境限制标准也定在1795年，适用于瓷器、书画等各类文物，但郑振铎独将古籍善本的出境限制标准定于1911年，比一般文物品类下限延长了一个多世纪。这是对古籍的特意保护。 关于“文物性”，我曾经手的一页残页，上面保留了书名《丹阳后集》和刻工姓名。根据刻工姓名可判断此书产于宋代江西，然而此书在所有的图书馆里均没有著录，换而言之，这是一本失传了八百余年、只剩下半页的古籍，这半页书当即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后来，我得悉这一残页出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之家。1921年，清宫内阁大库流出“八千麻袋”古籍和档案，当时傅熹年祖父傅增湘收购了大量宋版书和元版书。其中有一本宋版书的封皮是纸糊的硬壳，经过数百年的岁月洗礼，浆糊失去了黏合力，硬壳散落后露出了糊壳的宋代废纸，其中的残页之一就是《丹阳后集》。这个传奇故事说明，古籍的文物价值不可貌相，半页残纸也可能有大名堂。 其二是文献性。这是书籍所共有的属性，依赖的是蕴含其间的思想和总结，即便是新书也具有文献价值。 其三是艺术性。古代雕版往往是先由名家手书，后交付刻工雕版。据传，宋代大学者周密的《草窗韵语》就是由周密本人手书上版的；扬州八怪之首金农早年临写的北宋藏经，都出自北宋大和尚手笔；元代某些刻工用的是赵孟頫书法的变体字，赵孟頫本人也未必能写出这样的书版字，所以个个有风味，都是好的艺术品；清代《昌黎先生集》末页有“福建林佶手书上版”，也是大家手笔。 艺术性的第二个表现在于版画。明代万历年间的版画，水平之高可称绝于世界。清初刻本《三国演义》版画采用八色套印，同时代欧洲先进的海德堡套印术也只能达到四色水平。 天禄琳琅的流转故事 除了其本身具有的价值，一部书在流转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故事，故事增添了它的文物价值。文物本身的价值可以用标杆去衡量，故事的价值却是无法衡量的。 乾清宫东边的昭仁殿曾是乾隆皇帝的藏书重地，乾隆亲书匾额“天禄琳琅”。乾隆秉承了康熙以来的文化喜好，他的藏书精华基本都在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的小太监在处理炭火盆时引发大火，一路烧到天禄琳琅，里面的藏书均付之一炬，基本没有流转下来。 其时乾隆仍在世，书一烧掉，嘉庆皇帝觉得脸上无光，召来大臣重建天禄琳琅。但大殿可以重建，古籍却不能再造。嘉庆下令在宫中四处翻找，重汇了几百部宋版书，堆到天禄琳琅。当时为了应付此事，将很多明版书、清版书冒充宋版混入其中。 清朝灭亡后，逊帝溥仪偷书偷画，以赏赐溥杰的方式将文物盗出宫，首先盗取的就是天禄琳琅里真真假假的宋版书。溥仪盗走的这批书后来跟着他到了伪满洲国，1945年溥仪逃离长春时又陆续散出，其中一些到了一个国民党军队长春高级将领手中。 我有一次拜访这位将领的后人，看到遗存下来的天禄琳琅藏书，当即判断这是当年嘉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混进宋版书里的清版书。尽管版本、品相与当时其他通志堂刻本无甚区别，却因为附加了如此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