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诗文系年的失误.doc

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诗文系年的失误 文档信息 ： 文档作为关于“中学教育”中“中考”的参考范文，为解决如何写好实用应用文、正确编写文案格式、内容素材摘取等相关工作提供支持。正文14018字，doc格式，可编辑。质优实惠，欢迎下载！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诗文系年的失误 1 文2：关于傅斯年的评价问题 11 一、傅斯年的历史定位是什么 11 二、傅斯年是否后古史辨派的史家 13 三、傅斯年是否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15 参考文摘引言： 18 原创性声明（模板） 18 文章致谢（模板） 19 正文 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诗文系年的失误 文1：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诗文系年的失误 截止到目前，元稹研究一直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研究刚刚步入正常化发展时期，卞孝萱先生就出版了他的《元稹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年谱》至今仍是元稹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仍是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还没有一部著作能够取代它的地位与作用。当然，《年谱》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不然，后人同一课题的研究便毫无意义。吴伟斌先生近20年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都是针对《年谱》“失误”的，他最近的元稹诗文系年研究更是如此。辨订前人的失误，本是学术界极为正常的现象，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他的研究存在不小且不少的失误。本文仅以吴先生的两篇文章为例，逐条考订辨析其中的有关失误，以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与吴先生不吝赐教。 《元稹年谱》系《表夏十首》于“庚寅至甲午在江陵府所作其他诗”栏内，吴先生认为“过于笼统”，元稹的作品“已经清楚地表明这十首诗的作年”是“元和五年的夏天”。其根据是元诗第三首的“今宵好风月，独此荒庭趋”和第六首的“佳人不在此，怅望阶前立”[1] 也许是生性愚钝，我反反覆覆细读了几遍元稹的诗，也未看出它作于元稹原配韦丛卒后、妾安仙嫔入主元家之前元稹“独自一人面对花好月圆之夜，流露无限怅望之情”的时候，倒发现有两个问题与吴先生的结论有些龀龉。一是我一直觉得“佳人”云云不过是比兴寄托手法而已，并不是纪实。“佳人”除指美人外，还可指贤人君子，也可用作妻子对自己丈夫的称呼，因此万不可一见“佳人”就只做美女想。同时，吴先生把“独”理解为生活上的孤家寡人，也显然过于狭隘了。一个人赏月和家里只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不能等同，这是不争的事实。二是吴先生所谓“元稹与安仙嫔结婚的最迟时日应该是三月”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元和六年闰十二月，以十月怀胎计，元稹与安氏最迟在四月结婚而不是三月。有意思的是，元稹与安氏结婚最迟在四月，《表夏十首》也正好写于四月（其四：“孟月夏犹浅”），四月还是有可能存在元稹一人独自赏月的情况的。吴先生既未考订出元稹到江陵在元和五年四月前，又未全部排除六年四月元稹不可能独身一人的情况，因此，即使元诗确实如他理解的那样，他的结论也存在不可忽视的漏洞，而作品系年是宁可失之范围过大也不可失之涵盖不严的。 《元稹年谱》系《赠李十二（二十）牡丹花片因以饯行》于元和元年，吴先生以为应作于“元和十九年”。他从元诗及白居易《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看出“似乎李绅不愿看花”，“这种不快心情，不像是元和元年元稹白居易制举和及第、李绅进士及第时候的欢快情调，而像是李绅落第南返的凄凉情景”，而贞元十九年元白及第、李绅落第，与当时情景相符[2] 元诗云：“莺涩余声絮堕风，牡丹花尽叶成丛。可怜颜色经年别，收取朱栏一片红。”白居易《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云：“香胜烧兰红胜霞，城中最数令公家。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从这两首诗，吴先生看出了“似乎李绅不愿看花，元稹白居易两人极力劝解，希望李绅不要错过这一次欣赏牡丹花的大好时机”的意思，确实令我感到十二分的意外。吴先生由此出发，断然排除了作于“元和元年的暮春初夏时节”的可能。然后，吴先生考察了孪绅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认为贞元十八、十九年春，两次落第，两次南返，最后确定十九年春是元诗的写作时间。对这一问题，我要说的第一点是，作品系年是一件相当严肃、严谨的工作，我个人以为，如果确实没有其他的证据支持系年，不妨谨慎地根据诗歌的情感基调等推测（仅仅是推测）它大致的写作时间。这样的系年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作为立论还勉强行得通，而作为反驳他人结论失误的证据则有些“饥不择食”。第二点是，如果李绅当时是落第了，心情“不快”，白居易“鼓励”（吴语）李绅，而以“戏”语出之，这合适吗？我以为元白的意思是说，李绅要回江南去，而江南是没有牡丹花的。因此劝李绅珍惜之，并借此表达朋友惜别之情，仅此而已。第三点是，如果把吴先生的推理过程简化，那就是：“似乎”——“不应该”——“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