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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利益考量 随着网络平安法、民法典、数据平安法 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陆续出台，我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健全，个人信 息保护法治建设从以立法为中心阶段迈向以 法律适用为中心阶段。然而，大数据时代的 个人信息保护已经突破了传统公私二元立法 模式，面临着数据利用和信息平安的两难窘 境。尤其是，在维护国家平安、保障公共健 康、打击违法犯罪等方面，公共利益成为限 制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定理由，如此一来，公 权力机关有可能异化为侵犯个人信息权益的 “多发地”。换言之，个人信息保护不仅涉 及个人利益、企业利益，而且涉及社会利益、 国家利益，与公共平安、国家平安等密切相 关。因此，如何在信息保护与数据共享之间 实现平衡，如何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 保持适度张力，需要理论界、实务界和立法 界深思。公共利益不仅为相关主体收集、利 用和处理个人信息提供了合法依据，而且也 为限制个人信息权益提供了明确边界。所以， 探讨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具 于此消彼长的关系。公共利益通常来源个人 利益，公共利益的增进通常要以限制、减损 乃至剥夺个人利益为条件，两者往往处于矛 盾或对立之中。这种关系假设处理不当，公共 利益有可能沦为缩减个人利益的借口，成为 侵犯个人利益的“危险源”。个人为了自身 利益的最大化也可能侵犯公共利益。现代法 律普遍把公共利益作为限制个人利益的理由 之一，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新民把这些条款 称为消极性条款。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 公共利益是个人行使权利、追求利益时不能 超越的外部界限，才导致现实生活中公共利 益限制功能的滥用，而忽视公共利益的保障 功能，加剧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 具体到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一方面，公共 利益会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一定限缩。在传 统社会，主要采取隐私权的方式对个人信息 权益进行保护，即通过民法制度注重个人隐 私所蕴含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价值，并采 取绝对化的保护方式，从而保障个人信息权 益免受他人侵犯。然而，到了信息社会，个 人信息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利益关系日益复 杂，个人信息所蕴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 日益凸显，对个人信息资源的利用成为不可 逆的开展趋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个人信 息、数据与隐私相别离，并采取与隐私迥然 相异的保护进路。尤其是在大数据技术成为 政府进行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后, 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国家不再仅仅承当个人 信息保护者的角色，而同时成为个人信息的 收集者和处理者，即采取个人信息保护和利 用并重的政策取向。如此一来，必然会造成 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实际上， 世界各国都普遍规定，出于疫情防控、人口 普查、打击犯罪等重大利益，可以对公民享 有的个人信息权进行限缩。另一方面，个人 信息权益与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冲突。知情权 作为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要求政府公 开相关信息，即使涉及个人隐私但如果对公 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也应当公开。这就必然 导致个人信息权与社会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 突。譬如，在疫情防控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中，政府部门面临着个人信息知情同意权与社会公众知情权保护、个人信息平安与 公共健康之间的冲突问题。 与疫情有关的个人信息是国家疫情防控数 据的来源，出于公共健康、社会稳定、国家 平安等需要，政府及其卫生、疾控等部门以 及医疗机构可以不经个人“知情同意”而收 集这些个人信息。社会公众有权要求政府有 关部门收集并发布与疫情有关的个人信息， 包括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的相 关信息，而个人不能以个人信息保护为由不 予提供或不予配合。因此，为了疫情防控需 要，公民个人必要时需要让渡自己的个人信 息权益，作为疫情公共信息而由政府部门收 集、使用甚至向社会公众公开，这也是个人 承当公共平安保障义务的要求和表达。所以，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不是以单向的 维护个人信息权益为唯一追求，而是要将相 关主体的复杂利益纳入综合考量，从而在这 些异质利益之间的博弈中到达平衡。 救济不力: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困当前，我国当前个人信息保护救济机制呈 救济不力: 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困 现出“重追责轻管理” “刑先民（行）后” “重刑轻民（行）”等特点，存在个人信息 权益保护面临实体法保护乏力的立法困境、 政府部门监督制约机制阙如的执法困境以及 民事诉讼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的司法困境。个 人信息司法保护的突出问题，一方面表现为 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具有的行为分散、本钱低、 维权难导致司法实践中侵犯主体认定难、取 证举证难、侵权责任认定难等司法救助机制 不完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机构滥用 “公共利益”而侵犯个人信息权益但缺乏监 督和救济问题。对于国家机关等承当行政职 能的法定机构而言，其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 不同于自然人、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 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