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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的瘟疫与瘟疫叙事 瘟疫作为烈性传染病，是困扰人类社会的重大灾难之一。作 为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代埃及，亦曾饱受瘟疫折磨。对古代 埃及瘟疫现象较为明确的记载出自医学纸草文献，目前留存于世 的此类文献大都发现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断代范围集中于 公元前两千纪，局部纸草的底本可能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甚至更 早。有些文本虽然指明该文献是在古王国某国王在位时期即已存 在，但有可能只是后世书吏为营造权威性而假托，这是诸多古代 文明文献传统中常见的现象。 医学纸草涉及古代埃及相当广泛的医学实践知识，可分为两 类：一类是被早期埃及学家称为“科学”的医学知识，主要指对 具体病症的检查、诊断、治疗和预后，记录了数百种药物处方； 另一类是包含使用咒语治病的纸草，常被归类为魔法文献，有学 者视其为古代埃及文明的糟粕。但今天的埃及学家已经意识到， 必须综合使用这两类文献，以及如宗教、神话和书信等类型的文 献，才能够更为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古代埃及医学思想和实践的内 在逻辑。 以艾德温?史密斯纸草为例，这份纸草文献中有八条驱除瘟 疫的咒语，反映了约公元前1600年前后埃及人对瘟疫的成因及 其医治的认识。在这些咒语中，瘟疫经常被认为是由邪恶的神明、 恶魔、人或动物的灵魂带来的。其中，女神塞亥麦特作为战争、 破坏以及瘟疫之神，她或她的使者经常带来瘟疫。除超自然力量 可以带来瘟疫，自然界的生命也可以作为疫病的载体，如苍蝇。 第三种可能带来瘟疫的载体是“恶风”，这说明古代埃及人对瘟 疫可能通过空气传播已有一定程度的认知。针对不同的瘟疫成 因，咒语给出了相应的除疫方法。对于神明带来的瘟疫，同样需 要神明将其带走，故而不少咒语都是向塞亥麦特等神明的祝祷。 同时，另一些起保护作用的神祇也会出现在咒语中，站在受害者 一边，助其免受瘟疫的侵扰。对于自然界中的生命（如苍蝇等） 带来的瘟疫，咒语要求对其从室内食物、床铺等多处进行清理。 对于“恶风”所传播的瘟疫，施咒者须通过仪式获得与超自然力 量连通的能力。相应咒语要求“路过者”仅仅“路过”房屋，避 免将瘟疫引入室内。虽然这是巫术性质的咒语，但切断传播途径、 将致病因素隔离在外，是人类数千年来应对瘟疫最传统、最基本 的有效的方法。 古埃及医学纸草提及瘟疫的方式是描述相关病症，并提出应 对方案，故无法与具体某一次瘟疫事件相关联。在历史文献和考 古材料的帮助下，有学者倾向于认为，新王国第18王朝阿蒙霍 太普三世在位时期（约公元前1390—前1352年）可能发生过一 次瘟疫。这一时期，埃及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影响力到达顶点。阿 蒙霍太普三世在位38年，留下了大量历史记录，仅纪念性的圣 甲虫就有200多件，其上的铭文主题包括国王与王后婚配、猎牛、 建造人工湖等。他还建造了规模宏大的葬祭庙，以及超过250座 留存至今的个人雕像，“门农巨像”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两座。 令人意外的是，他在位第12?20年间的历史记录是一片空白。与 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战争和瘟疫女神的塞亥麦特在这一时 期的雕像激增，现存超过700座，比国王本人的雕像还多得多。 敬奉带来瘟疫的女神是出于这样一种逻辑：既然无法征服她，便 希望与她结盟，利用她的力量来保护自身。考虑到古代君主报喜 掩忧的习惯，阿蒙霍太普三世历史记录寂静的八年，有可能是瘟 疫肆虐所致。在其统治的后半段，瘟疫是否仍时有发生，目前不 得而知。另外，他的儿子埃赫那吞在位时期（约公元前1352— 前1336年）曾收到一封巴比伦国王的回信，巴比伦王在信中提 到埃赫那吞父亲的一位嫔妃死于瘟疫。另一封当时的阿拉什亚 （今塞浦路斯岛）国王写给埃及国王（有可能是埃赫那吞）的信 中说，瘟疫之神杀死了他们所有的铜匠。这类外交书信从侧面表 明阿蒙霍太普三世和埃赫那吞时期瘟疫在埃及和周边区域发生 并蔓延的可能性。 埃赫那吞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异端法老”，曾发动废黜埃 及传统诸神崇拜、独尊太阳圆盘神阿吞的宗教改革。传统上对改 革的原因分析多集中于这一时期王权与神权的冲突。如果考虑到 瘟疫的影响，这次改革的发生那么可能另有一番原委：为了躲避瘟 疫严重的底比斯，埃赫那吞不得不将都城迁至一处没有受到瘟疫 影响的处女地一一位于中埃及的阿玛尔那城。同时，既然原有诸 神不能从瘟疫中挽救国家，国王就需要废弃旧神，在新都建立新 崇拜，是为阿玛尔那时代的宗教改革。这次改革失败后，传统宗 教复辟，之后的埃及历史文献对埃赫那吞及之后几位短暂在位的 法老采取“除名毁誉”、故意遗忘的记载方式，将这一时期国王 的统治时间计入相邻正统法老的在位时间中，直到现代人对阿玛 尔那城进行考古开掘，方令这场改革事件重见天日。因此，“瘟 疫说”为解释这一时期埃及剧烈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不同于“政教 冲突说”的路径。 一千余年后，马其顿-希腊人在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