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透明度机制整体改革研究.docxVIP

内容提要：透明度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和可预测性具有重要作用，WTO改革应给予透明度机制更多关注。WTO透明度机制包括通报机制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两种 具体方式。通报机制存在成员方通报不力的问题，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具有信息供给不足的缺陷，二者透明度功能遭遇类似的实现困境，亟需改革提升。但是，各成员方关 于透明度的改革提案中，强化通报义务履行方面存在纪律约束路线与能力建设路线的严重分歧，且对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关注严重不足。通报机制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具 有相同的制度根源，面临相似的机制问题，二者在透明度功能运行中具有互补性，因而WTO透明度机制改革应从机制整体发展视角出发。WTO透明度机制改革过程中应保持 通报机制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改革并进，国际透明与国内透明并重。在透明度实现的自我报告方式中选择透明度实现的合理约束路径，在他人报告方式中完善和强化反向 通报和秘书处报告的作用。 关键词：WTO改革，透明度，通报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透明度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体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强调贸易措施的及时公开与可以获得（胡加祥和彭德雷，2013）。从WTO法律体制的角度来看，透明度要求 的存在能够满足国际谈判各方高质量信息的需求、提高WTO协定的有效性、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避免贸易冲突和争端。但近年来，国际社会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个 别国家单边贸易措施大行其道，肆意破坏WTO法律机制的运行，多边贸易体制遭遇空前危机。政策透明度被视为一种机制，通过给予贸易参与者相互问责的工具，防止保 护主义抬头（Forssb?ck和Oxelheim，2015）。当前WTO面对的主要冲击恰是来自于成员方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在这一背景下所引发的新一轮WTO改革中，无疑对透明度 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最直接的要求。这在各成员方所提出的WTO改革文件已有所体现，说明提升WTO的透明度功能已经成为各成员方的普遍共识。 当前对WTO透明度改革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总体和具体两个层面。总体来看，透明度问题一直是WTO结构性改革重点（Cottier，2007），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已提出的 WTO改革议程都涉及透明度等类似主题（Kong和Guo，2019），这种长期性的关注表明透明度问题与成员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利益关涉密切，在WTO新一轮改革之中具有 进一步讨论空间。有研究指出透明度改革应当作为第一阶段的改革议题处理以首先保证WTO摆脱生存危机（刘敬东，2019），这凸显了透明度改革的现实必要性。虽然这 一议题在WTO改革中持续发酵，但成员方对其改革重点取向和方法的看法仍存在明显差别（卢锋和李双双，2020），特别是美欧等成员方刻意忽视其他成员方的发展水 平，试图通过透明度议题为发展中成员设置更多的义务与限制（王燕，2019），这要求在具体改革设计中应当更加关注成员方利益的实质性平衡。 具体层面，WTO透明度机制包括通报（Notification）机制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TPRM），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机制性问题。针对通报机制的研究，目前普遍认为WTO对于成员方遵守透明度和通报义务情况的追踪和约束不力（廖凡，2019），提高透明度、加强通报义务的履行应是WTO改革的 重要内容（姜跃春和张玉环，2020）。成员方履行通报义务不力的主要原因在于成员方通报能力缺乏、通报意愿较低和通报规则的不完善，基于此产生了成员方在改革提 案中有关透明度义务履行的路线分歧（金建恺，2020），需要进一步的协调。而在通报机制中，特别是处理补贴问题时，是否需要引入反向通报同样存在较大争议。反向 通报可能在改善透明度方面产生积极作用（Horlick和Clarke，2017），但对WTO成员方而言是否易被接受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Bown和Hillman，2019），尤其是其会为 发展中国家带来额外负担，因而在通报机制改革过程中对于反向通报需审慎对待。相对来说，针对TPRM透明度功能的研究较少，仅有有限的文献提及TPRM的透明度问题， 尚未有系统性论述。有研究指出，透明度功能是TPRM作为监督机制之外的另一项重要功能（Kende，2018），包含国际与国内不同层面透明度目标要求。但在当前多边贸 易体制中，TPRM强调国际层面透明度的法律实现，而国内透明仍留由成员方酌情处理（张军旗，2002），导致其功能价值未能有效彰显。同时，即使在国际层面透明度实 现过程中，TPRM对贸易政策进行审议也仅仅是公开了事实（李雪平，2019），在信息处理方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