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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杀论》看社会危机管理 摘要：埃米尔·迪尔凯姆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以“自杀”现象为切入点，利用“自杀率”等核心概念深刻阐释了社会因素对个体所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并提出了社会整合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迪尔凯姆的思想为我们当前开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自杀：社会管理；危机管理 一、迪尔凯姆《自杀论》思想的基本脉络 迪尔凯姆一直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各种社会现象，应被当作事物，即外在于个人的现实来研究”。他的研究起点从来不是个人，而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因此，在迪尔凯姆看来，自杀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相反，“它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状态与其它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自杀只是习惯做法的夸大形式”。这个界定为迪尔凯姆将自杀与社会因素建立相关关系奠定了基础。 《自杀论》是1897年巴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埃米尔·迪尔凯姆。作者在书中批判了以个体心理学解释自杀现象的传统理论，建立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自杀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与个体的关系，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自杀有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4种类型。 迪尔凯姆在利用统计资料揭示出心理变态、正常的心理状态、种族遗传、自然关系、仿效等非社会因素无法有效自杀现象的基础上，提出自杀“这种倾向必然取决于社会原因，而且本身构成了一种集体现象”。那么，社会因素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迪尔凯姆是从对自杀人群的分类开始的。因为“我们越是辨认出截然不同种类的人，我们就越是会承认有各种自杀的倾向，然后力求分别确定这些倾向的原因和影响”。不过，迪尔凯姆并没有采取根据自杀的方式或形态学特点对有理智的人的自杀进行分类的方法，而是将研究顺序颠倒过来，根据产生自杀的各种社会类型的原因来对自杀加以分类（当然，这些产生自杀的社会类型是假设出来的）。从社会类型的角度出发，迪尔凯姆关注的研究对象就已不再是自杀本身，而是社会自杀率。迪尔凯姆的做法是“撇开作为个人的个人、他的动机和想法，直接考虑自杀是随着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宗教信仰、家庭、政治团体、行业团体、等等）发生变化的。只是在这之后我们才重新回到个人，研究这些一般的原因是如何个性化而引起它们所导致的杀人后果”。 迪尔凯姆首先观察不同的宗教信仰对自杀率产生的影响。从对信仰不同宗教的国家之间（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这样一些纯粹的天主教国家以及普鲁士、萨克森和丹麦这样一些新教国家之间）和同一社会里（普鲁士诸省之间）的自杀率的对比，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即受天主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和地区自杀行为是很少的，而受新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和地区自杀行为却非常多。如何来解释这些事实呢？迪尔凯姆认为，新教与天主教的宗教制度中都同样明确地禁止自杀，即两种宗教对待自杀的态度是基本相同的。不过，在相似的戒律背后，是二者之间“唯一的基本区别”，即新教比天主教“在更大程度上允许自由思考”。 天主教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意识，他要求教徒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教义，“一切变化都是天主教思想所厌恶的”，这其中自然包括自杀所带来的“变化”。而在新教社会里，情况则不同了。“相比之下，新教徒却是他信仰的创造者。圣经掌握在他的手里，任何理解都不能强加于他”。这使得新教徒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思考的权力，同时也使得他们这个群体丧失可内聚力和生命力，对自杀的戒律的效应也因此减弱。由此，迪尔凯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新教徒的自杀比较多是因为新教是一个不像天主教会那样非常整体化的教会”。 对这一结论的进一步推演似乎应该是这样，即越是具有强大约束力和内聚力的宗教，越是应该有较少的自杀率。这一推演在对犹太教的解释中得到了证实。“犹太人群群体是一个紧紧相依靠、团结的群体，犹太教会因此比任何其它教会更加集中，由于它是排斥异己的对象而更加以靠自己”。正是这种团结和相互依靠的力量，“给个人的判断只留下很少的余地”。统计资料也恰恰显示，“他们的自杀倾向一致比较小，而且普遍地小于天主教徒，尽管相差的程度不大”。因此，宗教的信仰仪式自身并不会自然地对自杀产生节制和预防作用，而只有当支撑这些信条和仪式的群体的集体化程度达到一定强度时，这种作用才会产生。由此，迪尔凯姆通过考察社会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归纳出了三种自杀的基本类型，即利己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的自杀、反常的自杀。但是，仅仅证明这些区别必然存在是不够的，还需要找到他们的特点和内容。 那么，这些自杀的类型又有哪些表现形式呢？在迪尔凯姆看来，冷漠无疑是利己主义自杀的基本特点，伊壁鸠鲁式的自杀以及以忧郁、伤感为表现形式的自杀是典型的例子；加图和博勒佩尔船长之死以及原始人和士兵比较简单的自杀在很大程度应属于利他主义的自杀；出于愤怒或埋怨的自杀往往是反常的自杀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迪尔凯姆没有忘记，在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