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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探究 　　摘要：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我国的农村社会组织一直处于发展较为薄弱的阶段。进一步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乡村治理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为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减少行政干预、健全法律机制、提升专业能力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从而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社会组织。 　　关键词：社会资本;国家治理;农村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8-0075-03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在曲折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成熟壮大，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民政部關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还提出，力争到2020年，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社会组织在释放活力、规范管理等方面依然面临许多挑战，在脱贫攻坚、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仍有发展潜力。 　　一、新时代下发展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亨廷顿曾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社会组织化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存在总量不足、质量低下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只有不断发展壮大农村社会组织，健全社会组织体制机制，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有利于增加利益表达，化解乡村社会矛盾 　　当今，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在乡村脱贫、土地流转、房屋拆迁等方面纠纷不断增多，村民之间、村干部与村民间、村民与村委会间的矛盾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乡村社会矛盾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将矛盾激化，发展演变为群体性上访事件，增加社会对抗性与失范性风险。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有助于畅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有效反馈基层群众合理诉求，进一步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 　　（三）有利于整合乡村资源，丰富公共产品供给 　　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政府资金短缺，难有财力支持乡村公共事业发展，导致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另一方面，随着乡土文化的流失，乡村呈现原子化、分散化趋势，不能仅依靠村委会组织乡村事务，更需要社会组织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社会组织自下而上整合资源，使农民自发组织起来解决切身利益问题，实现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引导与自我成长，不断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社会与村民的良性互动，从而形成多元化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二、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现存问题 　　（一）行政干预过多，组织发展缺少空间 　　从1949—1980年的30余年时间中，严格地说，在中国农村没有任何资源、自主意义上的民间组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人民公社的逐步瓦解，农村基层社会才大量兴起草根性的社会组织，丰富了共同利益的空间。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政府开始对社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对口管理、法制约束，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组织进行了整顿、取缔，使得原本就先天不足的农村社会组织进入曲折发展阶段。1989年，国务院通过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必须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具体规定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登记机关与业务主管部门权责不清，导致为了规避责任而互相推诿;另一方面，严格的组织入口更挤压了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 　　在“行政吸纳社会”的体制中，国家与社会融合，很容易带来农村社会组织的异化，使农村社会组织趋于依附化、行政化。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发展不会对国家权威产生挑战，但这阻碍了更为深层的社会自主治理与改革发展。合村并组后，为了加速新村庄的内部融合，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对其施加影响，包括对干部竞选者施加干预、利用乡镇权威处理乡村事务，使得村级组织的行政性进一步被强化。正如贺雪峰讲到的“合村并组，后患无穷”，村民忙于“政务”而不是“村务”，同时进一步加重了作为“半熟人社会”的乡村的治理负担与成本，对于具有自治属性的农村社会组织则疏于发展和管理，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消极因素逐渐增多。 　　（二）法律体制不健全，组织发展缺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