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江苏画派”对花鸟画发展的坚守.docxVIP

20世纪50年代“江苏画派”对花鸟画发展的坚守 　　摘要：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环境对中国画的影响极其深远，与“江苏画派”中以山水名世的傅抱石、钱松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诸家得时代风气之先不同，陈之佛、罗尗子、陈大羽等花鸟画家则饱受冷落，然而他们却表现出了困境中的坚守。对那个时期的花鸟画先辈们关于花鸟画发展方向的讨论与坚守予以了历史的复现，以期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江苏画派;花鸟画;陈子佛;罗尗子;文化环境 　　中图分类号：j2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1-0085-05 　　文脉的承袭在中国画的创作中尤为重要，所谓前人植树，后人乘凉。当今，江苏地区的花鸟画在国内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中青年画家所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此与前辈们当初的苦心经营与坚守显然密不可分。20世紀50年代正值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探索期，基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政治挂帅”为艺术创作的基本方针。此种做法本无可厚非，不过在众多时人的眼中，新中国便意味着与传统文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彻底决裂，这种决裂显然很容易对传统中国画造成“误伤”。“误伤”的结果是当时传统中国画的学术地位岌岌可危，全国不少美术院校甚至纷纷将中国画改名为水墨画，中国画的发展前景可谓“前途遥望路漫漫”。 　　一、逆境崛起的“江苏画派”与花鸟画的时代宿命 　　江苏画坛在20世纪50年代的特殊历史情境中诞生了以傅抱石、钱松嵒、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为首的“江苏画派”。尤其是作为“江苏画派”灵魂人物的傅抱石，以其极富号召力的个人气质和张扬奔放的艺术风格，一度创作了《东方红》（1954）、《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意图》（1958）、《送瘟神》（1958）等一大批毛主席诗意图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充分彰显了“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的核心思想，为中国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大格局。傅抱石的艺术经验及其对毛泽东诗词的尽情演绎给了时人宝贵启迪，故而，其“成为当时正在谋求出路的中国画家所效仿的榜样”[1]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顺应时代，名利双收对画家而言，无疑幸运有加。中外艺术史的相关史料表明，艺术家若要功成名就，有时不仅需要足够的才华，还需要足够的运气。艺术家知遇于某些评论家、收藏家、富豪、显贵或是知遇于某个时代都将对其艺术人生带来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在历史的时空里，个体在时代面前往往显得微不足道，时代的变迁显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似乎惟有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方能左右逢源。不过，就画家的自我实现而言，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有曲折，但对个人而言，长时间的困境对于人生则是悲剧之悲剧。 　　同时代，正当傅抱石等诸位先贤因图绘社会主义祖国新貌的山水画而得时代风气之先时，另一批“江苏画派”中的花鸟画家则境遇迥异。就题材而言，中国画中的山水、人物可以通过写实的方式为工农兵服务，并与时代共进退，而花鸟画在时代面前的失语症则愈发严重。无论是梅兰竹菊，还是花开富贵，显然都非那个时代之所需。对此，因山水而成功的傅抱石等人可谓显示了自身足够的应对智慧，而因花鸟而失落的画家们则显示出足够的坚守气节。如今看来，二者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前人植树，后人乘凉。江苏画坛今日之成就绝不应该忘记前贤们当初的惨淡经营。 　　当时，面对传统中国画所受的猛烈冲击，以傅抱石为首的江苏国画界予以了旗帜鲜明的反击，坚决主张中国画的名字不能改，传统不能丢，更反对废除中国画这一荒唐举动。[2]傅抱石的努力很快在山水画创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效。1958年11月，以“歌颂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新气象”为主题的“江苏省中国画展览会”在京举办，且取得了很大的轰动效应，以至于中国美协、中央美院、北京画院等单位为之举行了九次座谈会。此次进京画展推出了江苏国画家的新作161件，一些我们后来熟知的“江苏画派”成员开始由此崭露头角，其中有：《风雪无阻》的作者魏紫熙、《采石工地》的作者宋文治、《冒雨运矿石》的作者钱松嵒、《货郎图》的作者亚明。[3]然而较之山水、人物的蓬勃发展，“江苏画派”中的花鸟画则显示出另一番意想不到的落寞景象，技法上的局限已使他们殚精竭虑，题材上的局限性更使得一批才华卓著的花鸟画家们感到生不逢时。如今花鸟画史上的显赫名字，有当时的江苏画坛的刘海粟、陈之佛、罗尗子、陈大羽、李长白等。不过，以工笔名世的陈之佛年仅66岁便猝然病逝于1962年，擅于写意的罗尗子年仅55岁则自缢于1968年。[4]虽说，这多少带有宿命的色彩，“历史本来就是人们不同解释中的历史，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生命的悲剧却只能有一次”。[5]当初，陈之佛、罗尗子等人的花鸟作品好长一段时间曾为时人珍之宝之，随着“反右”运动的到来又被打入冷宫，而如今则又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