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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中的黄河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用鲜活的历史概述了一部治河史，引导我们探究黄河治理的历史脉络，挖掘蕴含在古籍文献中的文化基因，借鉴古人治理黄河的智慧，弘扬历代黄河治理中蕴含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服务。 　　大禹治水与百折不挠的治河精神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计130篇，其中《河渠书》作为《史记》“八书”之一，是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为历代史书所效法，从而使整部《二十四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水利史料。司马迁还首次明确给予“水利”一词以防洪治河、灌溉修渠等含义，开创了沿用至今的“水利”概念。这是中国水利史志的奠基之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司马迁在《河渠书》开篇就说，“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这句话流传至今，脍炙人口。接着讲大禹“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是讲大禹行陆路时乘车，水路乘船，泥路乘橇，山路坐轿，走遍了所有地方，克服了艰难险阻，达到了“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目的，使九州道路通畅，筑起了九州的泽岸，度量了九州山势。司马迁的这段描绘与很多先秦文献的记载一致，大禹常年奔走在治水第一线，“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大禹这一形象可谓深入人心并传之后世，直到汉代画像石中，大禹依然是头戴斗笠，手执木耒，奔走在山川之间。这是忘我的精神体现，是舍小家顾大家的风骨所在。大禹体现的是勤劳勇敢、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象征着中国人的力量和智慧，几千年来，为我们的人民所秉承，世代相传。 　　王景治河与王朝兴衰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后汉书·王景传》记载了东汉著名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的生平及治河功绩。东汉明帝时，黄河、汴水决口，冲坏河堤。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夏天，朝廷征调几十万军队，派王景和王吴修筑渠道和河堤，从荥阳到千乘（现山东广饶县）海口绵延500多公里。虽然王景节约工程费用，但花费还是以百亿计算。第二年夏天，水渠建成了，汉明帝亲自巡视，并下诏仿西汉旧制，沿河郡国设立负责河堤的官员。根据这个记载可知，东汉时期征调几十万军队且动用数以百亿的花费治理黄河，在当时社会经济水平还很低下的情况下，应该说是“国之大事”。黄河的治理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完成的，只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背景下才能征调军队、花费巨资修筑千里大堤。 　　水利史研究表明，自王景治河后，黄河900多年不曾改道，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安流时期，也就是说从东汉到宋初，黄河基本稳定，为这期间历朝历代，特别是隋唐盛世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繁荣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治理黄河历来是国之大事，重视黄河，就是保证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清代治水与国家治理 　　《清史稿》保留了豐富的水利史料，分别在列传和志中有所体现，其中“传”主要是以人物为主线，记载清朝历史上的治河名人，记载了杨方兴、朱之锡、崔维雅、靳辅、陈潢、宋文运、董讷、熊一潇、于成龙、孙在丰、开音布和张鹏翮等12位治水名臣的事迹。“志”的部分，按时间顺序记载全国诸河、运河、海塘治理的史料。通过这些史料，能够全面地了解清朝时期的河流及治理情况。在列传中记载篇幅最多的是靳辅，字紫垣，辽阳州（今辽宁辽阳）人，清代大臣，水利工程专家。靳辅最著名的是他向康熙皇帝就治河连上八道奏折，史称“治河八疏”，就是将黄河、淮河、运河视作一个整体，全盘考虑防汛、减灾、通航、漕运等事宜，对治河做出了重大贡献，著有《治河方略》一书，为后世治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在《清史稿·靳辅传》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上曰：‘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帝把治河与削藩、漕运共同列为治国的三件头等大事，而且把它们镌刻在宫廷的大柱子上，体现了治河和漕运是当时的国家战略。 　　鉴古而知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怀、牵挂着黄河的保护与治理，一次次不辞辛苦，奔赴沿黄省区考察调研，足迹遍布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黄河保护治理工作开辟了全新视野，必将谱写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