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音乐批评萌芽.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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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9-07 发布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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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音乐批评萌芽   [摘要]我国音乐进程的漫漫长河中,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因为社会原因群众音乐运动反响空前,在此起彼伏的音乐运动思潮浸染之下,相继出现一大批优秀音乐家,使得“音乐批评”成为其笔下“锋利的宝剑”。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创作出众多非凡的音乐作品,积极地促进音乐文化的发展,正确引导了桂林音乐界的言论与思想,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音乐批评   桂林文化城是在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开始形成,这个时期音乐成为民众救亡的重要武器,音乐批评为音乐创作带来了积极的贡献,鼓舞了民众,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桂林地区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音乐家如陆华柏、天风、林路、李凌等,他们为音乐的宣传和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革命先辈在《救亡日报(桂林版)》《新音乐月刊(桂林版)》等报刊上从民族兴亡的角度出发,提出具有浓郁政治性的音乐批评观念,在整个音乐发展道路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文章——为了救亡   (一)《与〈新歌初集〉编者论和声》   陆华柏1940年2月发表于《音乐与美术(桂林版)》一卷二期的《与〈新歌初集〉编者论和声》一文中对陈原、黄迪文、佘获、佘红似等人所编著的《二期抗战新歌初集——附新音乐教程》一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下来求教于编者与读者。陆华柏与《二期抗战新歌初集——附新音乐教程》一书中的理论见解不同的共有五点。   1.“和声”   原文中说“结合两个以上协和的音,同时共鸣起来,叫做‘和声’”。对此陆华柏认为:“我们知道和声并不见得一定是‘协和’的音的结合”,并举例:长音阶导音7开始构成的三和弦——普遍地为一般作曲者引用,从根音到五音就含有一个不协和的音程(减五度),书中的定义无法解释“七度音程”无论是大、小或减都为不协和。欧洲的新派和声与赵元任和黄自所作的具有中国风味的和声都避免不了“不协和音”的引用。如果一首乐曲自始至终以协和音构成,其和声反而显得非常贫弱。   而书中所用的“共鸣”一词是“音响学”上的名词,它是指某一振动体发响,其振动可影响别的能产生这个音的同音或一泛音的振动体也同时引起振动。对此陆华柏认为书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大概是说构成和弦的几个音同时“响”,但对于“共鸣”这个词是不好随便引用的。   2.“不协和音”   编者认为“不协和音”不是和声,是作为过渡和辅助用的。但是这些“不协和音”才是作曲家们常用的,经过音、辅助音、换音、先来音、留音等都被称为“不重要的不协和音”,只不过作曲家们善于处理这些“不协和音”,这种处理称之为解决。有一些不太协和的音还需要“预备”。   3.“四部合唱”   原書中对于二部合唱、三部合唱、四部合唱的认知也很皮毛,以为“三部合唱”就是根据三和弦构成,“二部合唱”是把它减去一部,“四部合唱”是把它增加一部。其实“四部和声”才是和声的正常状态,它不但是“四部合唱”之本,而其他的器乐曲,或最为复杂的管弦乐曲也莫不以此为基础。所以“四部和声”才是最主要的,三部二部反而是其所省略的结果。原文说“四部合唱在三和弦中重复一个音,于是得到四个平行的旋律”,陆华柏提出“平行”二字使用不妥,“平行”是和声曲调(即旋律)进行状态的一个名词。   4.“轮唱”   “轮唱”是一种卡农形式,所本的理论是对位法,而编者在书中却笼统地用“同一原理”来表达。   5.“和声与表情”   编者把歌曲分成了“硬歌”与“软歌”,认为“硬歌”配上和声便有“软化的危险”,但却用黄自的《抗敌歌》举例,让他的理论更加站不住脚。陆华柏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编者对于“和声”的定义和一些关于和声的概念认知和见解欠妥,委婉地指出要对一门学问吃透,发表言论不要大意。陆华柏还在文章最后希望读者和编者赐教。   (二)《“救亡歌曲”之外》   天风1940年5月1日发表于《新音乐月刊(桂林版)》的《“救亡歌曲”之外》一文主要的内容是讲在战时应该多创作、多欣赏、多学习一些情绪高昂振奋的抗战救亡歌曲,而“救亡歌曲”之外的音乐就应该反对。天风在文章中指出他在读陈洪的随笔《战时音乐》(原文刊《新音乐》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时令他产生了困惑:“功利主义的眼光真的永远不能用以看音乐吗?”天风在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认为:“音乐一到人间,一直到现在,始终是被用‘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的。”天风在下文中用音乐史中的内容举例论证他以上观点。   1.奴隶制度   天风指出在奴隶社会的希腊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完全是奴隶们造成的。因为这个时代的音乐是为了歌颂部落在争夺财产的战争中获得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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