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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中国正剧类型电影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中国正剧类型电影一直充当着政治话语的工具，是执政党宣传并巩固其政治合法性的必然选择。正剧类型电影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中共分为五个阶段，与社会文化复杂利益关系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表征息息相关，既颂扬革命先烈，又反映时代精神，兼具艺术深度、思想教化与审美功能。 　　【关键词】建国70周年;正剧电影;创作特点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正剧亦被称作悲喜剧，是介于悲剧与喜剧之间的一种严肃剧，类属于戏剧的主要体裁。在电影中人们所指的正剧是相对于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喜剧而言的，特征是严肃、庄重。[1]依据电影创作不同阶段的特征，可将新中国70年中国正剧电影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十七年”电影时期的革命正剧、“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电影、以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时期社会反思正剧、主旋律电影以及主流电影。 　　一、“十七年”电影时期的革命正剧（1949-1966）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临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国际形势，政治主题成为最重要的时代主题。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树立国家形象，电影也越来越成为政治话语的工具。“十七年”时期的电影以命题式创作的政宣电影为主，涌现了大批的“革命正剧”，它们是政策按需生产的文化机器。虽然这一时期的电影生产资料存在表现方式单一、创作模式趋同、违背艺术创作规律、阻碍艺术生产力发展、不利于人才涌现的弊病，但在凝聚人心、倡导积极思想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宣传侧重点的不同，“十七年”时期的革命正剧可以分为四类：歌颂人民获得解放类、歌颂党的英明决策类、歌颂“大跃进”类和歌颂阶级斗争类。[2]61它们为观众勾勒出了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百年中国革命史，尤其在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时，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良好的政党形象，在团结人民群众、巩固新生政权、强化公众革命传统教育方面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 　　（一）革命正剧的创作特点 　　1.高度的政治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策层充分意识到电影的政治宣传功能，于是“十七年”电影时期的革命正剧中体现了高度的政治化特点，党在电影工作中占据绝对领导地位，以电影作为媒介传达政治思想是当时电影生产的首要目标。 　　1951年周恩来主持召开电影工作会议，为日后的电影创作奠定了基调，一切以政治需求为创作导向，确保政治方向的正确性而不强调艺术性。同年，随着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攥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刊出，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对《武训传》的批判，同时也拉开了电影界文艺整风运动的序幕，使得艺术家们“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心态内化为一种艺术自觉，直到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创作环境才有所改善。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拔白旗”运动致使电影业发展再度停滞，只生产出了一批质量低劣的图解政策的“跃进片”。 　　1959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出品了80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再次促进了革命正剧的发展。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和“反修斗争”使得电影创作环境再次跌落。直到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文化主管部门开始意识到对文学创作進行简单粗暴的批评和过度地干涉会妨碍和限制艺术创作的自由，转而追求革命的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结合，给革命正剧的自由创作带来了些许土壤。1965年《文化部党组关于电影工作的报告（节录）》决定在电影制作发行的各个环节设置专职人员，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使得电影极大程度成为巩固国家政权、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 　　2.严密的计划性 　　“十七年”电影时期的革命正剧中体现了严密的计划性特点，革命历史题材正剧占据了半壁江山，形成这种局面与各类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通过《加强党对于电影创作领导的决定》（1951年3月）、《1954-1957年电影故事片主题、题材提示草案（节录）》（1953年10月1日）、《文化部党组关于电影工作的报告（节录）》（1965年7月）和《政务院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意见的颁布，电影无论从题材选择、剧本创作，还是产量上都呼应计划经济时代的要求，具有严密的计划性。虽然这种指令性创作计划对艺术家个人有扼杀艺术才能之嫌，使得一切个人意愿都要让位于国家统治需要，不利于电影艺术风格多元化发展;但从电影产业发展来看，电影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紧跟政策的潮流进行创作，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时代，集中力量创作革命精品正剧，使得电影创作极大地发挥了宣传教化功能，充当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 　　3.典型革命英雄的塑造 　　毛泽东文艺思想要求文艺作品能够表现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