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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摘要：严歌苓作为享誉世界的华人女作家，从小在文艺文学作品的熏陶中长大，还经历过军旅生活、战争洗礼。大时代混乱，异乡困苦，这些艰难而又丰富的个人经历、东西方交织的文化背景，和以此产生的生活体悟，使她刻画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文章以严歌苓作品中展现的女性意识为基础，从女性意识把握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希望大众能更好感悟她作品中大时代环境下人性的曲折、绽放与美丽。 　　关键词：女性意识;严歌苓;女性形象 　　严歌苓作为女性作家，身上有属于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温润而深刻。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她对人性的刻画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体现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富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她笔下有风姿绰然的女妓，有平凡安定的乡妇，有远嫁他乡的新娘，还有庄严荒诞的女兵。严歌苓以作者视角，细细地打磨这些女性，让观众在感受她极大的温情后产生一种同性的共鸣。这些女性或坚强或服从，从中体现的女性意识细腻而深刻，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一、苦难命运下的抗争意识形象——家庭妇女 　　历史的长河里，时代的动乱、社会的喧嚣造就了一个个不幸的家庭或个人，她们承受着社会的排挤、家庭的误解，成为不幸的本身，也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小姨多鹤》里的多鹤和朱小环，《天浴》里的文秀，不和平的年代，带给她们挫折、矛盾以及苦难的命运，她们努力抗争——文秀失败了，以自杀自救;多鹤和小环一直坚持，直到老去。 　　《小姨多鹤》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日本战败投降以后，战争中以政治目的被派到东北“垦荒开垦团”的代浪村村民们，在战败后被日本政府遗弃。战争年代注定赋予了人们坎坷的命运，为了成为“不拖后腿的日本人”，村长带着村民们一起了结自我，女孩多鹤则凭着求生的本能遗留下来，被卖给内陆的中国家庭，成为张俭家里“传宗接代的工具”，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纠葛。 　　多鹤不争不吵，天真又懵懂，外柔内刚，异族人的尴尬身份使她在中国家庭成为矛盾的存在，她的苦难不仅是异国的漂泊无依，还有给张俭生了三个孩子，却只能被叫做“小姨”的苦楚。本来带着尴尬身份准备就此一生的她，因为孩子的相继出生，开始有了牵挂和羁绊，开始自我心理身份的转变，由孩子而生的母性，促使她融入这个畸形又矛盾的家庭，维系这岌岌可危的亲情。 　　相反，小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外表看似泼辣，实际却有一颗温柔心肠。由于抗战遭受惊吓而失去了生育能力，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当张家人买来多鹤传宗接代时，她绝对的排斥，得知张俭喜欢上了多鹤，她又暗生嫉妒。她的苦难也源于战争，战争让她失去了成为母亲的可能，也多了一位横亘在婚姻生活里的外人。她理所应当地对多鹤这样一个日本情敌有着莫大的仇恨与鄙夷，然而，在了解了多鹤的苦难身世后，在日复一日的交往中感受到多鹤的善良美好，她谅解了这位情敌，并用极大的心胸接纳她，两人相互扶持，在风风雨雨的里，抛弃民族的仇恨，丢掉情感的龃龉，共同维护家庭，承担责任，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 　　多鹤在山上生子困难时，小环在旁边加油打气，努力帮她接生，保住了她的性命，孩子生下后，还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当多鹤尴尬的身份被拆穿，面临被举报的风险时，小环又凭借超强的“外交”手段拉近邻里关系，利用他们保护、隐瞒多鹤的身份，使这个家得以延续。“文化大革命”期间，张俭入狱，多鹤、小环每天努力工作，苦苦支撑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张俭出狱后，两人又齐心帮助他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三个人的生活，在苦难中反而越来越和谐。改革开放以后，多鹤被送回祖国，然而这次，她成为了母族人眼中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排挤，被祖国边缘化，命运仿佛再一次戏弄了她，然而她在给小环的信里依然充满“但愿”和“希望”，依然相信只要抗争下去，命运也会回以眷顾。 　　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在时代、命运、生活的苦难里，凭着两具单薄的身躯，终究还是维持了下来。两人巨大的母性拥抱着命运的无情，以“凑合”的哲学抗争生活的不幸，就像书里所说“稀里糊涂凑合起一大家子，没有面粉用麦麸子凑合，没有红烧肉用红烧茄子凑合，没有洗头粉用大碱凑合。天天叹着‘凑合’，笑着‘凑合’，怨着‘凑合’，日子就混下来了”。正是这种不管生活再艰难，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过下去的凑合哲学，给了小环、多鹤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它朴素但伟大，支撑了这两位家庭妇女走过动荡、挫折，也最终依靠它走向下半生未知的命运。 　　二、维护生命的尊严意识形象——战乱中的女性 　　生命并无高低上下之分，但在社会中、人心里，难免会将身份变成道德审判的衡量标准。《金陵十三钗》中的秦淮女妓因为身份被神父、唱诗班女孩排挤、嘲笑甚至鄙夷，生命的尊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变得低下而廉价，在叵测的人心里卑微如蝼蚁。但当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教堂女学生头上时，这群学生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