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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讼师的正义与智慧 　　在古代中国，并没有职业律师，只有讼师。我国在清末民初时方才从西方引进律师制度。訟师和律师，一字之差，相距甚远。讼师在古代中国长期处于被官府打压的状态，多被冠以“讼棍”“贪婪”“教唆”等恶名，历史形象不佳。其实，中国古代从不乏富有正义感的讼师。沧海横流，亦有讼师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法律智慧，救人于危难之间。这些故事往往十分有趣，背后所蕴含的人情法理，更可资后世镜鉴。 　　祖师爷邓析 　　中国的各行各业，都讲究拜祖师爷。木匠崇鲁班，医生尊华佗……说起讼师行当的祖师爷，非春秋时期郑国的邓析莫属。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上列国纷争，弱肉强食，小国很难摆脱被大国兼并的命运。邓析所在的郑国，就是这样一个夹杂在晋、楚大国之间的中等国家。郑国的执政者子产为了富国强兵，锐意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新政。当时，各国法律均藏之于官府，不向百姓公布。子产认为这样陈旧的制度不利于国家富强，于是力排众议将法律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史称“铸刑鼎”。 　　子产此举一出，立刻遭到了大量尖锐批评。当时不少人认为，“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如果让老百姓了解、掌握法律了，肯定会有一些聪明者去寻找法律漏洞，敢于和官府对抗，容易导致天下大乱。面对这些指责，子产扛住了压力强推新政。但是不久，批评者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导火索便是邓析。邓析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但是他对子产的一些改革措施感到不满。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邓析多次与子产为难。邓析精通法律，当子产下令做某某事时，邓析总能抓住命令中的漏洞加以反击。子产下的命令无穷，邓析的对策也无穷，搞得子产十分狼狈。此外，邓析还对子产刑鼎中的一些法条感到不满。为此，邓析私自编订了一套新的法律，把它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 　　邓析的这些做法使他名声大噪，遇到官司向他来求教的人络绎不绝。邓析和当事人约定，根据案件大小收取不同的报酬。大的案件收取一件大长袍，小的案件收取一件小衣服。不经意间，邓析成了中国最早的讼师。不但如此，邓析还开办法律学习班，教人如何打官司，向他缴纳学费来学习的人不可胜数。如此，邓析也成了中国最早的法律教育家。 　　但邓析的结局却十分悲凉。在专制时代，邓析的做法遭到了官府的敌视和打压。与此同时，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也不赞同邓析的做法，认为他不分是非，唯利是图，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出于种种因素考量，郑国官府最终处死了邓析。不过，郑国却把邓析所制定的竹刑保留了下来，作为郑国的官方法律来施行，所谓“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邓析法律素养之高。邓析虽被冤杀，但是作为中国讼师的祖师爷，值得后世敬仰。 　　刀下救人的朱履霜 　　唐朝是中国法律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既有从善如流的明君李世民，也有秉公执法的贤臣狄仁杰，更有冠绝诸律的《唐律疏议》。其实，唐代法制昌明的原因还离不开那些敢于据法力争的讼师。他们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挽救了许多无辜的生命。他们没有像名君贤臣那样声名远扬，但是事迹同样可歌可泣，勇于刀下救人的朱履霜就是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 　　朱履霜生活在唐朝初年，史载其“好学，明法理”，曾著《宪问》五卷，总结了许多办案机要。朱履霜之所以能流芳千古，于“秋冬行刑”制度密切相关。中国自汉代以后实行“秋冬行刑”制度，规定只有在秋冬季节才能执行死刑，此举既符合古人认为秋冬有肃杀之气的认知，也符合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社会现实。唐代对这一传统充分吸收，《唐律疏议》对此明文规定：“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 　　唐朝初年，这条法律得到了较好贯彻。但是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期，她重用酷吏，滥用刑罚，原本较为清明的法制局面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史书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内经常“非时杀人”，冤假错案屡现不止。有一天，朱履霜喝了不少酒，忽然听到长安市上又在“非时杀人”，急忙赶赴法场。到法场后，朱履霜听到犯人喊冤不止，便大胆借着醉意闯入戒备森严的法场，请求刀下留人。监刑官看到朱履霜如此胆大妄为，极为震怒，严厉地斥责朱履霜。朱履霜毫不畏惧，慷慨而答：“闹市行刑，是为了让大家唾弃犯人。我朱履霜也是个懂法律的人，不知道这些人犯了什么罪，烦请您告知我他们的罪状。我闯进法场来制止行刑，有朝廷颁布的令、式为依据，您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地指责我？” 　　监刑官被朱履霜驳斥得哑口无言，只得唯唯称诺，将判决案卷交给朱履霜查看。朱履霜当下就仔细核对卷宗，指出了判决中的错误之处。不一会，朝廷的监刑御史赶到了法场，再次严厉斥责朱履霜。面对高官，朱履霜从容自若地拿起卷宗为犯人辩解。他剖析分明，侃侃而谈。监刑御史听罢这番言论，被朱履霜的学识所折服，脸色和缓了许多。此时，朱履霜再向御史建议：“根据朝廷令文，如果官员在罪犯临刑之时查出系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