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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宗族文化调研的可能性路径探寻 　　摘要自2014年以来，婺源田源何氏诸乡贤相继开展支派调研、宗谱影印、祖墓修缮和宗族史梳理等各项重点工作。其间，文史部作为该族的核心组织，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基于对婺源田源何氏文史调研宣传工作的考察，旨在探寻新媒体环境下宗族文化调研的可能性路径，全文围绕文献研究、媒介运用和田野调查三大关键词展开探讨。 　　关键词文本分析;媒介运用;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360（2019）12-0138-03 　　田源村今名何田坑，位于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东部，是徽州何氏宗族的发祥地。自2014年起，当地乡贤何烈国、何金明率先发起了婺源田源何氏文史调研宣传工作，逐步组建成婺源田源何氏文史部（以下简称文史部）。近五年来，文史部相继调研了歙县峤山、玉山樟村、开化浯川、枞阳青山等诸多支派，陆续影印了《庐江何氏大同宗谱》《婺源田源何氏宗谱》《桐城青山何氏宗谱》《婺源江村何氏宗谱》和《婺源济溪游氏宗谱》等本宗客姓宗谱文献，重新修缮了历代祖墓以及精心举办了清明祭祖活动。总体而言，婺源田源何氏文史调研宣传工作有成果、有成效、有成长，表现出常态化、规范化和创新化等诸多特点。笔者“身临其境”后发现，婺源田源何氏文史调研宣传工作始终围绕文献研究、媒介运用和田野调查三大关键词展开，将“一种传统有效的研究方法”“一种时新便捷的研究途径”和“一种身临其境的研究体验”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宗族文化调研本土化经验。 　　1文献研究：一种传统有效的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是人文社會科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之一，该方法在文史部开展宗族史研究中起到了“开源”作用。这里笔者将“文献”含义狭义化，以研究样本“史料”代之。在研究过程中，文史部同人主要搜集和分析了四类史料：文本性史料、实物性史料、仪式性史料和口述性史料。 　　第一，文本性史料。主要包括国史方志和谱牒文书两种。其一，国史方志。国史方志作为一种国家性或地方性的书写范式，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可行度较高。在宗族史研究中，借助国史方志注解宗谱中“语焉不详”的内容较为有效。比如，文史部在考证“明朝内阁辅臣何如宠祖籍地考辨”[1]这一命题时主要参考了《道光徽州府志》和《光绪婺源县志》的记载，发现皆记何如宠为“田坑籍”，未见“菊径籍”的说法[2-3]。再如，歙县峤山支派在族谱散佚的情况下，根据《道光徽州府志》和《民国歙县志》的详细记载，基本梳理出该支派的乡贤名录[4]。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史方志并非宗族史研究的直接性史料，不能直接提供宗族发展的完整脉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佐证性史料。其二，谱牒文书。谱牒文书作为一种宗族性或村落性的书写范式，文本内容更加具体，成为文史部开展研究的直接性史料。谱牒文书品类丰富，主要包括族谱、支谱、家谱、祭簿（或称祖宗簿）等多种类型。目前，文史部已相继影印了《庐江何氏大同宗谱》《婺源田源何氏宗谱》《桐城青山何氏宗谱》《婺源江村何氏宗谱》和《歙县峤山何氏家谱》等谱牒文书，并制作相应电子版方便阅读和存留。但是，谱牒文书因其具有“自我书写”的特性，客观性较之于国史方志则有所减弱。比如，文史部同人在阅读多个支派的族谱时发现了较为普遍的“乱宗”现象，这是“自我书写”中隐弃客观史实的主要表征。当然，这些“伪史料”并非没有研究价值，其在“宗族文本话语叙事冲突”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故此，在研究中绝不能轻易断定某项史料“毫无意义”，而应当做全面且细致地搜集整理。 　　第二，实物性史料。较之于文本性史料，实物性史料往往被忽视。但依笔者看来，其研究价值绝不亚于文本性史料。实物性史料主要包括碑刻、匾额和建筑等类型，甚至日常生活用品也包括在内。比如，枞阳青山支派的何氏家庙规格宏大，彰显了昔日家族雄风。其内部悬挂的“敦睦堂”“天恩再问”“柱国元辅”“千秋共识庐江郡，六皖开先宰相家”等匾额楹联，更是颇具研究价值。再如，箬坦、樟村、浯川三支派的宗祠内均悬挂“恭友堂”匾额，文史部均由此基本断定其为田源支派。再如，田源近年来发现的秀三公墓碑因其碑刻内容丰富，为“何如宠祖籍地考辨”这一问题增添新的佐证史料。由此，实物性史料在宗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不言而喻。 　　第三，仪式性史料。“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活动，极易形成氛围浓厚的“文化场域”。但因其被限定在特定的时空下，所以难以被发掘。文史部在调研中发现，东至盐田支派的“拜谱”仪式，枞阳青山支派的“清明扫墓不挂标”风俗以及田源里居各房的“二十七过小年”风俗等都是难得的仪式性史料，因其带有宗族性特征值得深入挖掘。 　　第四，口述性史料。近年来，口述史研究渐趋流行于历史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多个人文社会学科。在宗族村落中，大量丰富的民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