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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之恶意诉讼 　　摘要： 　　知识产权作为新时代的新议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案件，让我们意识到当前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对恶意诉讼的概念尚且模糊。本文从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现况入手，探讨恶意诉讼相关概念的辨析，以及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对恶意诉讼进行识别和认定。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识别认定 　　 　　一、我国恶意诉讼现况 　　我国学者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利权以及商标权领域。专利权及商标权的恶意诉讼是往往是部分企业钳制和排挤对手，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因为市场竞争环境瞬息万变，加之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较强，当事人除了要付出昂贵的鉴定费用和律师费，还要投入大把的精力和时间，一些初生的中小企业很有可能就因为一场诉讼而损失惨重，甚至被迫宣告破产;大型企业也可能因恶意诉讼造成社会评价降低、股价波动、市场占有率下降等恶劣后果。 　　但在互联网时代，著作权恶意诉讼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危险性，著作权作为一种和公众联系最为紧密的知识产权，其恶意诉讼与我们每一个人联系最为紧密。通过这种时间短、效率高、收益可观的知识产权诉讼，已经成为不少互联网产业运营商的经营模式。 　　二、辨析：滥用诉权、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 　　在讨论何为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之前，我们先要明晰滥用诉求、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观点大相径庭，目前国内通说认为，滥用诉权是一个大的概念，其中包括就恶意诉讼，而虚假诉讼又是恶意诉讼的一种典型状态。笔者认为这种认定具有一定的瑕疵，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可以被滥用诉权包含，但是它们二者之间不具有包含关系，而具有明显的区别。 　　（一）恶意诉讼与滥用诉权 　　滥用诉权，是指当事人在缺乏起诉条件或者无适当根据的情况下，仍然行使诉讼权利起诉相对人的一种超越法定许可范畴的不正当诉讼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关于恶意诉讼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恶意诉讼是滥用诉權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对定义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得知：滥用诉权的范畴大于恶意诉讼，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包含关系。 　　（二）恶意诉讼与虚假诉讼 　　虚假诉讼也就是诉讼欺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2条和第113条①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部分学者认为恶意诉讼与虚假诉讼二者并无不同;有学者认为恶意诉讼包含了虚假诉讼，虚假诉讼是恶意诉讼的一种典型表现方式;也有学者认为，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是滥用诉权范畴下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笔者亦赞同第三种说法，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的区别就在于当事人双方对诉讼“有无通谋”，恶意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彼此对抗，二者之间不存在串通的主观状态，案件审理结果必然会损害其中一方的利益;虚假诉讼则是双方当事人为了利用法律资源和法律漏洞，双方达成合意通过伪造证据、虚假供述等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其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并且损害的是当事人双方以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之内涵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本身没有规范性的法律规定，而是恶意诉讼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特定表现形式②。杨立新教授[1]认为：“恶意诉讼是故意以他人收到侵害为目的，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二提起民事诉讼，致使对方遭受损失的行为。”可见恶意诉讼应作为特定的民事侵权行为的加以规范，根据我国对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采取的一般学说，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故意、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 　　在充分研究我国相关立法规定以及借鉴他人研究学说后，我们试可以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作出以下定义：恶意诉讼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在无侵权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提起知识产权诉讼，致使相对方遭受损害的行为。 　　四、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认定 　　我国现有法律对于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民法通则》第106条;《民法总则》第7条，第120条;新《民诉法》第13条;《商标法》第68条以及《专利法》第47条，都只是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做了较为笼统的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在解决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纠纷时，法律工作者往往无法从法律体系中找到可以直接适用的具体规定，造成了恶意诉讼认定困难，无法统一标准。是以，在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规制难题前，我们首先要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进行个案认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远东公司案的审理中认为，构成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应包括四个要件：主观故意、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笔者亦赞同该观点。 　　（一）主观上是故意 　　正当维权和恶意诉讼的区别在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恶意诉讼在主观上只能是故意，而且是直接故意，恶意是指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明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