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docxVIP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关键词：乡村治理现代化;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国家政权建设;简约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1-0102-09 　　前言 　　学术界有关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以后，从“乡政村治”到“合村并组”，再到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及乡村关系的新变化曾成为研究热点;从村级组织的权力运作方式，到乡镇政府的治理策略，乡村治理能力也一直是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后税费时代以来，随着统筹城乡战略的实施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形塑力度进一步加强。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以此为契机，各地的基层政府着力推动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实践。随着十九大报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现代化为理论视角的乡村治理研究成为新时代的热点，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或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桂华认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受到国家能力、乡村体制和基层社会三重因素的影响，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应该处理好民主与民生，技术治理与群众路线，“村治”与“乡政”等关系[1];王国勤提出一个具有“公共性”治理规则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分析框架，并依此对浙江省的乡村治理情况进行分析[2]。二是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目标或视角来阐释某一特定治理创新或治理资源。李利宏认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有效挖掘和重构传统治理资源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并提高治理绩效[3];巢小丽则以“宁海36条”为切入点论述了这一基层创新的绩效及机制，并基于此提出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逻辑[4]。应当指出，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的初步建构或对特定实践创新的阐释上，往往将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特定的观察视角或理论背景，对乡村治理现代化本身的实践及其发展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拓展。从本质上看，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以现代价值理念、现代公共规则、现代行为规范为基准和目标的历史发展趋势，尽管终极目标是基于现代性的乡村自我回归和发展，但实现的过程却是长期的、渐进式的，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必须立足于当下的具体实践，只有在全面掌握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其逻辑，提出对乡村治理现代化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关照。鉴于此，本文力图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当下实践进行系統检视，在此基础上指出一些地方政府推动现代化实践所面临的限制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在逻辑链条梳理的基础上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相关理论进行反思，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形成对这一宏伟历史进程的深度认知。 　　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建立以乡村两级组织为核心，具有现代价值属性的组织系统与制度安排，可以具体分为组织结构、治理过程和实施方式等三个层面。组织结构指的是乡村两级组织的系统结构及权力配置、权责分工关系，这是治理体系的基础所在，乡村治理组织结构的现代化核心在于能适应并有效应对乡村未来发展的需求;治理过程指的是乡村事务的治理程序或实施规则，这是治理体系的重点所在，乡村治理过程的现代化要求依法依规建立完善的法治程序和制度体系;而实施方式则指的是贯穿在治理体制和治理过程之中来达成治理目标的载体形式，这是治理体系的实施路径，实施方式的现代化要求通过信息化和技术化来达到科学、高效的治理效果。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资源投入进一步加大，各地基层政府在治理体系上的形塑力度也进一步强化，在实践中呈现出三方面的逻辑。 　　1.乡村组织结构的科层化逻辑。由于税费改革之前的治理资源有限，村干部大都属于不脱产身份，其报酬从征收的农业税费中列支，同时基层政府实现计划生育或税费征收等治理任务需要借助村干部来完成，由此就允许村两委从税费征收中“提留”来进行利益激励以调动积极性，同时也会通过“感情运作”[5]的方式来推动村干部协助治理任务落实，村干部作为能动的中间环节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