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学教案-宋元法律制度.docVIP

宋元法律制度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宋，都开封（史称汴京，即今河南开封）。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占开封，史称此前为北宋。北宋历九帝，167年。次年宋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此后称南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末帝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为元所灭。南宋历九帝，153年。宋代法制在主要法典与基本法律制度的设置方面承唐之旧，因应社会发展变化，在具体法律规范和一些司法原则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变化。其中皇权体制的设置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蒙古贵族忽必烈建元，是为元世祖，都大都（今北京）。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为明所灭。顺帝北逃，史称北元。如果自元太祖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蒙古国算起，历十四帝，163年（如自世祖建元后算，凡十帝，98年）。有元一代，其中枢体制对明代有直接影响，在法典结构与用刑原则等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元代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大一统的帝制政权，其民族性统治政策在法律上的实践对清代也有影响。 第一节　宋代法律制度 引例： 阿云之狱 熙宁元年七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制曰“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反覆论难。 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是月，除安石参知政事，于是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复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 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会富弼入相，帝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预也。 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强奸、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巨蠹，有改过自新之心。至于奸、盗，与余犯不同，难以例减。请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例。”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议按问自首法，卒从安石议。至是，光为相，复申前议改焉。乃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既而给事中范纯仁言：“熙宁按问欲举条并得原减，以容奸太多，元丰八年，别立条制。窃详已杀人、强奸，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按问减等。至于贷命及持杖强盗，亦不减等，深为太重。按《嘉祐编敕》：‘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此敕当理，当时用之，天下号为刑平。请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减，其余取《嘉祐编敕》定断，则用法当情，上以广好生之德，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冤。”从之。[1] 一、两宋的法律思想 两宋时期，由前代依据门阀和等级取得禄位、占有土地的制度，转变为主要经由科举考试任命官员，和主要通过买卖取得土地。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势必推动意识形态发生相应的变革。地主阶级需要新的理论以维护其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思想统治。宋学便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并成为两宋三百多年间及以后元、明、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而宋学中居首的是理学，其思想的主要来源大致出于三方面：一是汉学以前原始儒学经典，主要是《易》、《春秋》、《周礼》；二是佛学，主要是华严宗和禅宗；三是道教，主要是太极和阴阳学说。上述思想内容遂成为两宋法律思想的主要渊源，在立法司法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 如前所述，宋代以科举取士，重文轻武，遂摆脱了前代门阀、武臣的羁绊，朝政议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而导致了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应当说是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