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学教案-汉朝的法律制度.docVIP

汉朝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汉代法律指导思想的演变及其立法概况 公元前207年，残暴苛刻的秦王朝终于在农民起义的硝烟中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诸侯争霸。经过四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于公元前202年战胜了项羽，建立了新王朝，定都长安，国号“汉”，史称“西汉”。西汉末年，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外戚王莽趁机作乱称帝，建立了“新”朝。短命的新朝在王莽富有理想色彩的改革中不断陷入泥淖，并于公元24年覆灭。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又得以延续汉朝的龙脉，这就是“东汉”。东汉的统治持续了将近两百年，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加速了东汉王朝崩溃的步伐，而在公元220年东汉终于为权臣曹丕所建立的魏国所代替。两汉四百年间，我国封建法制获得了重大发展，而这又是两汉中央集权政治不断强化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自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之后，学术思想趋于活跃，特别是经学的发展对我国古代法学，尤其是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汉初黄老无为的法律思想及政策实践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之后仍醉心于他的武功。然而秦朝的横征暴敛、用刑无度以及楚汉战争的冲击波留下的是一个经济凋敝、民生困窘的国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这种现象正是汉初社会萧条的生动体现。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恢复生产、安定社会、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刘邦集团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于是，汉初思想家深刻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避免“一夫作难而亡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2]的方法在于施行“仁义”。陆贾就经常在刘邦面前称引《诗》、《书》，但陶醉在武功中的平民皇帝刘邦就斥责说：“乃公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立即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3]具体来说，汉初思想家认为新王朝应当轻徭薄赋、约法省刑、与民休息，惟有这些政策或手段才能争取民心，走向强盛。而这些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学说。 汉初备受推崇的道家学说是黄老学，“黄老”是黄帝与老子的合称。黄帝之学的代表作早已亡佚，幸运的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种古佚书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资料，而这四部书也被学者考证为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四经》。从《黄帝四经》来看，黄老学派的道家理论较之老庄更为积极。它兼融道家与法家学说，主张治国应德刑并用，但必须以德为主，先德后刑，并且将刑德与阴阳联系起来，反映出一种重德轻刑的倾向。先秦法家有不少代表人物“好黄老”，但都发展出残酷暴戾的重刑理论。而汉初的代表人物，如陆贾、刘安、曹参、吕后、汉文帝、窦太后、陈平等人，则要求统治者推行无为而治。应当说，这是深刻反省暴秦的教训之后的正确选择。陆贾就曾说：“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更为重要的是，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集黄老学之大成，系统阐述了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统治者秉持“道”的无为品格，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此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 从现有史料来看，汉初的黄老思想确实在政策上得到了落实，汉初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约法省刑、轻徭薄赋。汉高祖就曾减轻田租至十五税一，而景帝时则改为三十税一。高祖还诏谕郡县官吏“务省徭役以便民”。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劳动力，又要求释放奴婢，文帝更下令废除罪人家属为奴婢的法律。同时，高祖初入咸阳时就针对秦法的残酷性宣布“约法三章”，文景时期的刑制改革更使中国古代刑罚走向人道化。在一系列的政策影响下，汉初社会矛盾不断趋于缓和，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开始繁荣，正如《汉书·景帝纪》所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尽管此种评论不乏儒生溢美之辞，但文景盛世恐亦非徒有虚名。这正是汉初统治者留给汉武帝的巨大财富，使其得以施展雄才大略。 二、武帝的抉择与法律儒家化的推进 （一）武帝的抉择 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4]虽然西汉已逐步走向全盛，但是黄老无为的政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由于统治者放松了对农民的控制，不少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成为“亡人”，这对汉政权的财政基础构成了直接威胁。其次诸侯王的势力不断膨胀，称霸一方，甚至对抗中央。最为激烈的时候居然上演了“七国之乱”那样可能推翻汉政权的内战。尽管“七国之乱”后汉廷进一步强化了对诸侯王的控制，但问题一直遗留至武帝而未获得解决。最后，漠北不断强盛和霸道的匈奴攻势凌厉，行动飘忽不定，严重威胁着汉边疆的安全，而汉朝和亲政策的功效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