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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汉代法律指导思想的演变及其立法概况
公元前207年,残暴苛刻的秦王朝终于在农民起义的硝烟中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诸侯争霸。经过四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于公元前202年战胜了项羽,建立了新王朝,定都长安,国号“汉”,史称“西汉”。西汉末年,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外戚王莽趁机作乱称帝,建立了“新”朝。短命的新朝在王莽富有理想色彩的改革中不断陷入泥淖,并于公元24年覆灭。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又得以延续汉朝的龙脉,这就是“东汉”。东汉的统治持续了将近两百年,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加速了东汉王朝崩溃的步伐,而在公元220年东汉终于为权臣曹丕所建立的魏国所代替。两汉四百年间,我国封建法制获得了重大发展,而这又是两汉中央集权政治不断强化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自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之后,学术思想趋于活跃,特别是经学的发展对我国古代法学,尤其是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汉初黄老无为的法律思想及政策实践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之后仍醉心于他的武功。然而秦朝的横征暴敛、用刑无度以及楚汉战争的冲击波留下的是一个经济凋敝、民生困窘的国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这种现象正是汉初社会萧条的生动体现。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恢复生产、安定社会、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刘邦集团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于是,汉初思想家深刻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避免“一夫作难而亡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2]的方法在于施行“仁义”。陆贾就经常在刘邦面前称引《诗》、《书》,但陶醉在武功中的平民皇帝刘邦就斥责说:“乃公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立即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3]具体来说,汉初思想家认为新王朝应当轻徭薄赋、约法省刑、与民休息,惟有这些政策或手段才能争取民心,走向强盛。而这些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学说。
汉初备受推崇的道家学说是黄老学,“黄老”是黄帝与老子的合称。黄帝之学的代表作早已亡佚,幸运的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种古佚书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资料,而这四部书也被学者考证为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四经》。从《黄帝四经》来看,黄老学派的道家理论较之老庄更为积极。它兼融道家与法家学说,主张治国应德刑并用,但必须以德为主,先德后刑,并且将刑德与阴阳联系起来,反映出一种重德轻刑的倾向。先秦法家有不少代表人物“好黄老”,但都发展出残酷暴戾的重刑理论。而汉初的代表人物,如陆贾、刘安、曹参、吕后、汉文帝、窦太后、陈平等人,则要求统治者推行无为而治。应当说,这是深刻反省暴秦的教训之后的正确选择。陆贾就曾说:“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更为重要的是,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的《淮南子》集黄老学之大成,系统阐述了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统治者秉持“道”的无为品格,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此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
从现有史料来看,汉初的黄老思想确实在政策上得到了落实,汉初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约法省刑、轻徭薄赋。汉高祖就曾减轻田租至十五税一,而景帝时则改为三十税一。高祖还诏谕郡县官吏“务省徭役以便民”。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劳动力,又要求释放奴婢,文帝更下令废除罪人家属为奴婢的法律。同时,高祖初入咸阳时就针对秦法的残酷性宣布“约法三章”,文景时期的刑制改革更使中国古代刑罚走向人道化。在一系列的政策影响下,汉初社会矛盾不断趋于缓和,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开始繁荣,正如《汉书·景帝纪》所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尽管此种评论不乏儒生溢美之辞,但文景盛世恐亦非徒有虚名。这正是汉初统治者留给汉武帝的巨大财富,使其得以施展雄才大略。
二、武帝的抉择与法律儒家化的推进
(一)武帝的抉择
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4]虽然西汉已逐步走向全盛,但是黄老无为的政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由于统治者放松了对农民的控制,不少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成为“亡人”,这对汉政权的财政基础构成了直接威胁。其次诸侯王的势力不断膨胀,称霸一方,甚至对抗中央。最为激烈的时候居然上演了“七国之乱”那样可能推翻汉政权的内战。尽管“七国之乱”后汉廷进一步强化了对诸侯王的控制,但问题一直遗留至武帝而未获得解决。最后,漠北不断强盛和霸道的匈奴攻势凌厉,行动飘忽不定,严重威胁着汉边疆的安全,而汉朝和亲政策的功效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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