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学教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docVIP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法律制度的主要变化 引例： 许允职事犯罪案[1] 许允字士宗，世代任官。其父亲许据，曾历任典农校尉、均守等官职。许允少年之时，与同郡的乡族崔赞均于冀州成名，后征召入军。魏明帝时，许允为尚书选曹郎，因与袁侃共同职务犯罪，均被下狱。朝廷颁布严厉诏旨，主犯处罚从重，应当判处死刑。而许允对袁侃说：“你是功臣之子，依照法律，应当以‘八议’论处，不要担心会处死。”袁侃知道许允的内心想法，于是主动承受重刑。许允刑期执行完毕，继续任官，担任郡守，不久升迁为尚书中领军。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 蜀国都成都后，着手制法。史载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人“共造蜀科”[2]。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氏集篇目后有“法检”、“科令”、“军令”等篇，史称其科教严明，“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现除散见的部分军令外，蜀科及其他单行法规均已佚失难考。 吴国“律令多依汉制”[3] ，立法活动主要有两次，一是于黄武五年（公元226年），陆逊上书“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令损益之”[4] 。这是对科条的一次较全面修订。二是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孙权征新城，命孙登留守总理政务，“时年谷不丰，颇有盗贼，及表定科令”[5]。此外还有军令性质的“誓众之法”[6]，但也都失传。1996年在湖南长沙发现大量吴简，多达十几万支，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相信对这批简牍的整理研究，将极大促进对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研究。 魏国立法较蜀、吴卓有成效。“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早在曹操被封魏王时，就针对汉律繁芜和不适于动乱年代的状况，而对汉律有所改易。但迫于汉臣名份，遂有“科”这一独立性的临时法律形式的出现，它颇似现代国际私法中准据法的用意。当时制订有“新科”和“甲子科”[7] 。直到魏明帝时又着手制定新律。史载：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诏令陈群、刘邵、韩逊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１８篇”[8]。 还颁定了《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等和《新律》共180多篇[9] ，较东汉末年以来“律令紊乱，科比冗杂，章句歧义，览者艰难”的汉律，显得“文约而例通”。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 （二）两晋的立法 曹魏末年，晋王司马昭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以汉、魏律为基础，修定律令。历时４年，至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完成。次年颁行全国。史称《晋律》或《泰始律》。该律又经张斐、杜预作注释，为武帝首肯“诏班天下”，与律文同具法律效力，故又称《晋律》为“张杜律”。这一形式成为以《唐律疏义》为代表的律疏并行的先河。《晋律》共20篇，620条，27657字。同时颁行的还有《晋令》四十篇，2306条，98643字，此外还有《晋故事》30卷，与律令并行。“式”作为一种法律形式也已出现。《晋律》为东晋、宋、齐沿用，至南朝梁武帝改律共承用达235年，是两晋、南北朝时期行世最久的一部法典，对后世立法影响深远，促进了封建法律和律学的发展。 （三）南朝立法 宋、齐均沿用晋律。统治阶层崇尚玄学与佛学，蔑弃礼法，以清淡为高雅，以法理为俗务，优于词章，疏于律令。刘宋50多年未立新制，萧齐仅于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由王植、宋躬据《晋律》张、杜二注，抄撰同异，其旨在统一二注，成律文20卷，史称《永明律》。共1532条，但终因意见不一，结果是“事未施行，其文殆灭”。梁武帝萧衍代齐，于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诏蔡法度，沈约等人依照《永明律》修订《梁律》，次年成20篇，共2529条。但与《晋律》相比，篇目次第依旧，仅名称有所改易，作了些删削辞句统一注释的工作，未超出晋律范围。同时还颁有《梁令》、《梁科》各30卷。梁季丧乱，陈霸先废梁敬帝萧方智，自立为帝。认为梁律“纲目滋繁”，“宪章遗紊”，诏尚书删定郎范泉等修订律令，撰成《陈律》、令、科各30卷，皆早失传。史载《陈律》“条流冗杂，纲目虽多，博而非要”，其“篇目条纲，轻重繁简，一用梁法”。因而陈律实质上仍是晋律的继续。 （四）北朝立法 北魏首开北朝重视法典编纂之风。自太祖拓跋圭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命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禁”，到孝武帝太昌元年（公元532年）诏议改条格的百多年中，大大小小的立法活动见于记载的有九次，前八次均是修订《北魏律》，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始告成，前后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改定，这大约是历史上修订最久的一部法律。以后虽续有纂修但变化不大。《北魏律》共20篇（今篇目可考者25篇），它的颁行，一改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临时决遣”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