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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困境及其思想冲突研究 刘华天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而不同的国家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催生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生活在不同土壤上的人群拥有各自不同的理念。实际上，文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意识形态，是人类情感认知的产物。人生活在怎样的一种文化氛围中，就会在潜移默化中使用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去分析和理解自己所认识和接触的事物。比如，当我们看到某一种现象时，我们就会下意识地去揣测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这种揣测并非真实，有时候甚至和真实背道而驰。究其根源，是文化臆测的结果，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物，人们总是下意识地进行揣测。特别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双方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会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上的错位，在交流活动中更容易出现理解偏差和思想冲突。文化在本质上是传承人类历史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经年累月之后形成的无形财富。比如，语言是文化系统中最具有符号特性的意识载体。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人类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被隔离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别在世界各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它能够将人类文化中的共性加以区分，而人类自古以来都会对自己的个性进行保护。随着文化在不同人群之间出现碰撞和冲突，而这种碰撞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改革的方式形成的，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认同和理解，只有在相互认同和理解的前提下，跨文化交流活动才能得以有效、无障碍地进行。一、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不是文化本身，而是人类自身的欲望所存在的不可控性。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差异常常容易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容易唤醒人们潜意识里所蕴藏的恐惧感，就像婴儿看到陌生的人会害怕、会哭泣。当婴儿一回到母亲的怀抱，就会放松安静下来。可见，人类所存在的恐惧并不仅仅来自自己，还来自与自己存在明显差异的事物，在面对这种恐惧的时候，人类可以采用的方式是十分有限的，要么如同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本能地采取反抗的态度，要么试着去认识和了解陌生事物，去感受接近这种事物是否有利于更好地共同生存。这是一种具有批判精神和探险精神的态度。第二种方式很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人类文明的交流和发展并不总是符合人类的期望，有时候，甚至会和人类的期望相背离，比如战争。战争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源于人类自身生存的欲望，文化只是附加物，族群和团体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粉饰自己的欲望。在古代，游牧民族会因为缺乏食物而不断袭击和侵略其他农耕民族，这种冲突在亚欧大陆随处可见，并且持续了几千年。实际上，食物短缺是物质上的匮乏，并不是文化上的匮乏，气候环境在变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提前告知人类，人类也无法提前预知自然界的走向。最初的人类战争和人类文化并没有太大关联，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性需求，正如古语所云：“仓廪实而知廉耻。”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文化的发展与战争规模的衍生之间的关系越加密切起来。文化激发着战斗者的精神，战斗精神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最初族群团体是为了生存而战，后来这种征战渗入了能够激发战斗力、凝聚团体的精神信仰、社会道德标准和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而由共同文化价值观凝聚起来的团体或军队的战斗力，会远远大于同等数量的毫无文化精神引领的乌合之众。只有当人类的物质生存需求得到完全有效满足的时候，文明社会之间才能够避免过多的冲突。二、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困境和思想冲突（一）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冲突不同文化对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理解是不同的，特别是在伦理关系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冲突十分明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人与人之间更加重视血缘的羁绊，群体性和血缘性十分突出。在中国，人际的交往具有相互性，人与人之间共处于一个人情社会，人们更加在意自己和家庭的关系。为人子女，应当尽孝；为人父母，慈爱的观念始终根植于心，关照儿女一直延续到生命终止。在中国，当父母病重或是衰老，子女有义务和责任去承担父母的医疗费用，并给予悉心的照顾，即使需要做出重大牺牲也在所不辞，这是为人子女应该有的孝心。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人利益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个人本位的理念居于主导。西方文化更加强调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具备的价值。古希腊的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肯定了人作为个体所具备的价值标准。在西方，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应该承认个人具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逐渐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西方文化在交流和发展的过程中，更加重视个人利益的获取。在西方人眼中，父母和子女都是独立的个体，是相互独立的。母亲病重住院，承担医疗费用的应该是父亲，而不是儿女。正因为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