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docxVIP

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一、引言 在公司规模扩大、资本市场日趋成熟的环境下，财务舞弊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高管人员作为财务舞弊行为的关键决策主体，是被关注的重点之一。据统计，从2001 年到 2013 年，我国证监会公告的因财务舞弊受处罚的139家上市公司中，有高达1290多名的高管受到处罚，平均每家公司受处罚的高管人数约为10名。由此可见，我国管理层舞弊的现象比较严重。 相关学者们对高管人员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大多数学者只集中于研究高管团队中的某个角色，很少有学者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整个高管团队，并且大多数学者只集中于研究高管背景特征中的规模特征，没有全面地研究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Hambrick和Mason提出的高层阶梯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高层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任职时间和职业经验等，能反映高管的价值观、对风险的态度等心理特征，从而会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决策过程和团队组织过程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1]。根据财务舞弊的动因理论，个人因素是财务舞弊行为的关键动因，而高管背景特征作为体现其心理特征的标志，可以通过影响舞弊动因中的道德和动机因子、机会和暴露因子等来进一步影响舞弊行为。基于此，本文以“高层阶梯理论”和“舞弊动因理论”为基础，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 我们选用2001—2013年，因财务舞弊行为而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及其对比企业作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小、男性比例高、平均学历以及平均任期短的上市公司发生舞弊的可能性更大，同时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越低，则越容易发生严重的舞弊行为。这一结果表明，高管的背景特征影响着财务舞弊行为。基于上述发现，我们结合相关理论和我国的制度背景进行了解释。 本文的贡献在于两方面：首先，本文从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对财务舞弊行为进行研究，扩展了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视野，是对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为防治财务舞弊和改善公司治理提供参考。其次，本文以财务数据造假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判断舞弊行为严重性的标准，建立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增加了分析结果的参考意义，深化了现有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财务舞弊行为与高管人员密切相关，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较多的研究。早在1986年Albrecht和Romney就发现许多有关财务舞弊的预警指标都和管理人员的个人素质密切相关[2]。Kinney 和McDaniel也发现管理当局不诚实、人格异常等是会计舞弊的信号[3]。Cottrell 和Albrecht的研究也表明，高级管理人员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变化是会计舞弊的征兆[4]。200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SOX法案》，强调了高管人员对财务舞弊的责任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我国的陈庆杰等通过对舞弊冰山理论的分析，更是将高管因素作为财务报告舞弊的首要因素[5]。 相关学者们对高管人员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治理视角分别展开的，而股权结构、内部组成、规模等是研究的主要内容。如Klein发现外部董事比例低的公司更可能发生财务舞弊[6]，韦琳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7]。我国的陈国欣等发现独立董事规模是识别财务舞弊的主要指标之一[8]。而杨清香等通过研究董事会特征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呈“U”型关系，董事会持股比例与财务舞弊呈正相关关系[9]。吴革等通过对财务舞弊特征指标的研究，发现监事会规模会对财务舞弊行为产生影响[10]。另外，岳殿民等通过对会计舞弊主体的统计，发现除了董事会成员外，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是受处罚最多的人群[11]。而陈庆杰等发现总经理的受教育程度与会计信息虚假程度呈负相关关系[5]。 Hambrick和Mason指出，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学历、任期、职业经验等，这些特征对价值观、认知水平和风险偏好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行为，而价值观、认知水平和风险偏好并不容易进行识别，因此选用背景特征来预测行为具有可获得以及相对稳定的特点[1]。Hambrick和Mason的高阶理论提出之后，学术界进行了大量关于高管背景特征与战略选择和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与此同时，学者们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高管的行为方面，对高管背景特征与决策行为和过程、投资行为、盈余操纵行为和盈余质量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部分学者对高管的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会计信息质量、财务重述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例如李若山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高管人员的学历与舞弊可能性存在正相关关系[12]。杨薇等的研究发现CEO的任职时间越长，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