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任期、晋升锦标赛与五星级酒店行业发展.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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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任期、晋升锦标赛与五星级酒店行业发展 一、引言 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政府官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官员的任期以及晋升制度因直接塑造了官员的行为模式而成为影响官员经济行为的关键特征。在行政领域的委托代理框架下,由于差异性利益需求、不完备契约以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官员的经济行为可能会偏离最优决策,转而偏向对官员个人利益的考量,表现出官员在施政过程中具有特定的行为偏好,不完全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的道德风险问题。 大量文献从官员任期、晋升锦标赛视角为官员施政决策的选择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理论与经验证据。任期对官员的行为激励具有重要的影响 (Alt等,2009; Smart和 Sturm, 2013)[1-2], 比如政府支出行为 (Guo, 2009)[3]、 税收政策 (Bordignon 等,2003)[4]、产业结构等。地方官员在任职的关键时点倾向于投资具有短期增长效应的经济性公共品 (王媛,2016)[5],为辖区内企业提供更多的土地、资金等资源 (干春晖等,2015)[6]。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Lazear和 Rosen, 1981; Malcomson, 1984)[7-8], 地方官员通过招商引资、借钱 “搞建设”等方式推动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然而,晋升锦标赛强调的相对绩效评估与GDP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引致政府官员经济行为的扭曲 (Ales,Maziero和Yared,2014;Imhof和 Kr?kel, 2014)[9-10]。 然而,上述研究疏于从行业发展视角探究地方官员施政过程中的道德风险,缺少政府官员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在辖区资源分配,方针政策制定方面对特定行业的影响研究。鉴于此,笔者选择五星级酒店行业探究委托代理框架下的地方官员的施政偏好,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五星级酒店行业源于五星级酒店的投建与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政府官员所关注的就业机会、消费拉动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五星级酒店行业为探究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视角。笔者采用中国省际五星级酒店的面板数据,立足于官员的个人动机,从官员任期、晋升锦标赛视角探究政府官员对五星级酒店数量以及收入增长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政府反腐政策、官员更替视角探讨晋升压力下五星级酒店行业发展的持续性问题。本文的研究从五星级酒店行业视角验证了官员任期对官员经济行为影响的存在性,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的经济后果研究增添了中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官员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实际掌控者,政府权力往往与官员个人权力相联,政府行为实质上是官员动机的体现 (钱先航等,2011)[11]。鉴于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地方官员更替自然成为影响区域经济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官员更替是地区政治中的常态 (李维安和钱先航,2012)[12]。由于官员存在的异质性,官员更替会引发地方政策的不连续性(徐业坤等,2013)[13],进而影响地区的宏观经济增长 (Li和 Zhou, 2005)[14]。 地方官员为了能够在锦标赛中取胜,通常倾向于投资饭店、宾馆等固定资产,因为固定资产有明显的经济拉动效应,可以为官员积累更多的晋升资本(徐风华和王俊杰,2006)[15]。固定资产投资与省委书记、省长的任期呈现倒U型关系,因为地方官员欲使其晋升资本在任期末积累到最大 (谭之博和周黎安,2015)[16]。地方官员的任期差异会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弱化,身处行政金字塔中的地方官员享有较大的权利。地方官员倾向于通过投资积累其晋升资本。地方官员任期过短时,可能通过短期行为以迅速积累晋升资本,即依靠职权促进酒店投资,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地方官员任期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官员急于在任期内扩建五星级酒店,过于注重任期内经济指标的数字增长,却忽略了五星级酒店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短视行为。短视行为往往会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地方官员任期越短,短视行为愈严重,在促进五星级酒店扩张的同时,却致使五星级酒店经营业绩不佳。 假设1:地方官员任期越短,五星级酒店数量越多,但五星级酒店的收入状况欠佳。 改革开放以来,权利逐级下放。上级政府握有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为了在任期内尽可能地提高辖区内的经济绩效,较多的建设性财政预算是政府官员的理性选择 (汪利锬等,2016)[17],因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逐步摆脱了纯政治指标,形成了以相对经济增长绩效为主的考核体系 (周黎安,2004)[18]。对于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来说,晋升竞争相当激烈。投资是地方官员掌握的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在相对绩效评价体系之下,地方官员基于政绩诉求会竞相扩大投资来发展当地经济,以期获得政治晋升。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评判标准,形成了激励有偏性、短期行为以及人为制造绩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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