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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仲呈祥的文艺美学学习历程 　　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群体性的审美鉴赏修养，正是靠这些塔尖经典作品为灯塔来引领精神航程，以下是搜集整理的文学家仲呈祥的文艺美学学习历程，欢迎阅查看。 　　一、自学缘起 　　倘要我对自己作一小传，可曰：生于沪，长于蓉，求学立业于北京。弄过文学，不成气候;改弄电影，又不成气候;再弄电视，仍不成气候;最后进入文联，落得个“下岗职工”.这样写，是符合实际的。1946年8月9日，我生于上海，尚未发蒙，便随母到了成都，直至“新时期”恢复高考后重招研究生的1978年。读高中时，满脑子还是父母给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教育思想，所以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也未想过此生要从文。我有一姐一兄一妹一弟，家庭靠父母不高的工资开支，待到姐兄都上了大学，妹读初中弟上小学，我居中正在读高中，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现象月月发生。我看到学校收发室的告示板上出现了一位语文老师领取报社稿费单的通知，于是突发奇想，觉得自己也可以给报社投稿挣点稿费来贴补家用，至少每月六元五角的伙食费可以不用再向母亲伸手。无知者最无畏，我竟真的一发而不可止地把自己看电影、看戏甚至看乒乓球比赛的观感写成小文章，投给《成都晚报》。殊不知，真的被选中了几篇陆续刊登在报纸上。当看到自己幼稚的文字经素不相识的编辑加工斧正后，变成铅字占据报纸的小版块时，那种兴奋劲儿和成就感令我从此与文艺评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4年，被毛泽东称为是“形左实右”的年头，我高中毕业，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表扬我这个能在报上发表文章的学生学文科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但无情的“出身论”却剥夺了我上大学的资格。我当上了教师，从教小学到教中学，直到被调入教育局的教研室工作。我主要教语文，也教过英语。“文革”中，北京揪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上行下效;成都也紧跟着揪出了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三家村”.我一介小民，虽然连“马、李、沙”三人的尊容都未见过，却因为在《成都晚报》上发表的几十篇“豆腐块”小杂文在教育界被当成“马、李、沙的小爪牙”揪了出来，几十篇小文章被贴出来冠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供大家批判。我被隔离起来写交待材料。那时，我刚20岁出头，所幸查不出我太多的“劣迹”,划不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充其量定了个“暗三类”.而“交待”又早已写尽，于是容许我“在隔离室学《毛泽东选集》或读鲁迅着作”.这样，天赐良机，让我能系统地研读《鲁迅全集》。我本来就极崇拜鲁迅，这段时间，我重点读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且介亭杂文》，还研读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那点“鲁迅学”的功底，主要是这时奠定的。 　　“四人帮”覆灭，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都恢复招收“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虽未正式上过本科，但我自信通过自学已具备了攻读“鲁迅研究方向”研究生的能力。北京大学殿堂太高，而我母亲又是杭州人，于是便大胆报考了杭州大学。初试过后，在考生中我的专业和总分都名列前茅，复试时考官问我可知鲁迅关于杭州的诗，我立即答出《阻郁达夫迁居杭州》，并从“坟坛冷落将军岳”到“风波浩荡逐行吟”逐句解释了鲁迅的用典。 　　三位联合招生导师之一的郑择魁老师在面试后对我明言：“进入复试的四人中你年纪最小，成绩最好。” 　　言下之意，录取当在情理之中。但出人所料的是，我朝思暮盼的录取通知书却迟迟并没有到来。 　　大约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吧，这时四川省委筹建四川社会科学院。负责筹建文学研究所的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吴野老师是位文艺评论家，他与《成都晚报》的资深编辑邓仪中老师都是我学习文艺评论的恩师。十年浩劫，人才十年断档。用人在即，他们力荐我先调入文学研究所工作。在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卢子贵的鼎力帮助下，我很快调入文学研究所工作。好事成双，又逢刚复出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陈荒煤老师，率队于昆明开完全国文学科研规划会后途经成都调研，需要文学研究所对口接待，这任务便落在了我身上。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接待了陈荒煤老师一行，并把这当成是绝好的求教学习机会。记得，他去新都宝光寺考察，对一副对联“天下事了犹未了终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法无定法后知非法法也”很感兴趣，便考问我应如何理解。我答后，又向他推荐了另一副对联“在这里听晨钟暮鼓打破了无限机关，退一步看利海名场奔走出几多魑魅”.他关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知道我报考了“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且考分颇高，便告诉我，他和朱寨正在主持国家“六五”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之一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想从报考本届研究生中优选几位青年参加，一边攻读，一边科研。他问我：“鲁迅研究虽然归在现代文学里，但对研究当代文学十分重要。你愿意参加吗?”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很快，他的秘书严平为我办好了进京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