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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试析书法创作中的“由熟到生” ? ? 曹钰 熟与生是书法美学范畴中的一对审美概念。董其昌提出“字须熟后生”的书法理论对书法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熟与生的关系是什么？其意义内涵又是什么？在书法实践创作中如何做到“熟后生”呢？ 一、熟与生的辩证关系和董其昌的“字须熟后生”理论 （一）熟与生的辩证关系 熟与生，是同一物体在一定因素的促变下产生演进过程的界定语，用以表达一种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观念。追溯一下，佛经《龙树菩萨劝诫王颂》曰：“自有生如熟，亦有熟如生。亦有熟如熟，或复生如生。菴没罗果中，有如是差別。” 此颂中“生”与“熟”是相互超越的一对概念。佛家讲要戒掉“贪、嗔、痴、慢”放下执着，才能做到真正的“定”，是谓“定能生慧”也。熟乃执着，生即为破除执着;熟后须破除熟之执着为生，生后须破除生之执着，相互转化递进，这正如佛家之进修功夫。熟与生之间互相超越再超越，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规律。书法对于中国艺术就像雕塑对于欧洲艺术一样，包涵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人文精神，艺术的发展大多又受宗教影响，熟与生逐渐被引申到书法理论中来，成为书法美学范畴中的一对审美概念。明末书坛领袖董其昌提出“字须熟后生”的重要书法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董其昌的“字须熟后生”理论 1.董其昌提出与“熟”相对的“字须熟后生”理论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松江（今属上海）人。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这一时间正处于明代中期，政治昏庸腐败，生产力遭严重的破坏。到了明代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江南自然条件优越，农业、手工业都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经济十分活跃。董其昌的大部分时间即居住在江南，这里优越的经济环境为其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 董其昌以其疏淡、优雅、苍润的书法风格卓立于明末书坛，其《画旨》上提出：“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从字面上看，即要求技法在熟练之后，再追求如初学时的那样生。然而在明代之前的书评和书论中，大都是以“熟”“精熟”来赞美书家的书法造诣。如相传为书圣王羲之作的《笔势论十二章》首章谈到：“始书之时，不可尽其形势，一遍正脚手，二遍少得形势，三遍微微似本，四遍加其遒润，五遍兼加抽拔。如其生涩，不可便休，两行三行，创临惟须滑健，不得计其遍数也。” 此“如其生涩，不可便休”即如果临写生涩不能就此停下来。“不得计其遍数也”即不要算计临了多少遍。可见王羲之要求学书须勤奋，临帖要临到精熟。唐孙过庭《书谱》中也说：“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亦犹弘羊之心，预乎无际;庖丁之目，不见全牛。” 既勤于用心又勤于动笔，同时做到这两点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书法水平提高重要原因之一。不厌其精深，手要熟练，熟能生巧。假若运用过到了精熟的程度，规矩法则暗记在心中，就能达到自由发挥，进入自由王国。意在笔先，能使字写得潇洒、流畅、神态飞扬，这就像弘羊善于筹算，对事物预料得非常精确一样，又像庖丁的眼睛，不看全牛，而全牛的每根骨头的形态和应从那里下刀都暗记于胸一样。 还有如欧阳修《试笔》中说：“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熟”是一种功夫，书法作品想要达到“神气完实而有余”就一定要在字法、笔法上熟练才行，熟是手段和必由之路。讲到书家之书写功力，大多都是讲究要熟，熟是一种普遍认识的真理。至于生，则与熟相对，往往被加以否定。 2.董其昌为何却提出“字须熟后生”的观点呢？这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来分析： （1）外因即董其昌所处的社会大背景因素的影响 首先，晚明是一个尚“奇”的时代。如米元章说：“时代压之，不能高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可以说董其昌提出的“生”具有一种尚“奇”性。同时，董其昌又深受当时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李贽（1527—1602）明代文学家、思想家、禅师。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反对封建礼教。提出“童心说”， 所谓童心，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童心，即心灵的本源。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个性解放、思想自由。 董其昌《容台集》中谈到：1598年初，他在京邻庙中与李贽邂逅，尽管与其地位、年龄相差悬殊，但两人一见如故，并许为莫逆。李贽激进的历史观和回复真本心的希望使董其昌渴望自己能对艺术革新，去创作出自己的心意。 其次，是赵孟頫书风在晚明的盛行。古语有“物极必反”，一种艺术形式的极度流行，即使它完美无缺也会由于被滥用失去其典雅、端庄，加之晚明时代书画市场的空前活跃更加剧了赵孟頫书风沦为流俗。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指出：“米海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