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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职务犯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 ? ? 【本期主讲】 闵丰锦，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助理检察员，法学硕士。在《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辽宁公安司法警官学院学报》以及《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篇，曾获第十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主题征文三等奖、第二届检察官文联春联比赛二等奖。 内容Summary：职务犯罪侦查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与执行合二为一”的模式，有一定越位执行的非法之嫌，可能上升为非法证据的排除之痛。通过对职务犯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模式的现状剖析，指出其中存在的法律变通和实践异化现象。立足于立法本意和厘清误区之上，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构建“公安机关为主、基层组织参与”的职务犯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模式。 Key：职务犯罪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非法证据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 一、问题由来 “从公诉机关提供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出对被告人在指定居所执行的人员是侦查机关而非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故对被告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所作的供述予以排除”[1]，某基层法院在2015年的一宗受贿案刑事判决书中如是写道。无独有偶，某中级法院也在2014年的一宗受贿案中也因辩护人出示的“公安机关出具的未执行监视居住的证明”而排除了被告人“监视居住期间的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2]。虽然二份判决未使用“非法证据”的字眼、也采信了羁押于看守所后的供述，但可以看出，在辩方提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辩解时，侦查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显得尤为重要。实践中，职务犯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与执行合二为一”的操作模式无疑给侦查程序的合法性打上了一个问号，容易成为合理怀疑的起点、保障人权的诟病对象，甚至产生违反法定程序、造成非法证据排除的后果，不利于惩罚犯罪。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因侦查机关违法执行监视居住被法院排除有关证据的情况，如表1所示。 虽然仅为个案，但监视居住非法之嫌带来的排除之痛，并非毫无征兆。早在新刑诉法施行之初，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自民就撰文指出“被违法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给下一步的刑事诉讼活动埋下隐患”，“如果辩护人提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执行场所、执行对象、执行主体不合法的问题，要求对这期间取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将使不少案件在公诉环节或审判环节滞留，造成工作被动”[4]，可谓一语中的。自2013年新刑诉法施行以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基本性质、适用条件、决定程序、执行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摸索性，各地检察机关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本文采取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职务犯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模式的现状剖析，指出其中存在的法律变通与实践异化现象，并立足于立法本意和厘清误区之上，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构建符合国情、有可行性的职务犯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模式。 二、现状解读 （一）执法主体：检察主导执行 虽然搜集资料并不全面，但检察机关决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执行层面少不了检察机关的参与，或者协助、或者主导、或者自行，往往由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参与执行。很多情况下，检察机关作出的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等决定，虽然刑诉法均规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但由于公安机关以警力不足为由不愿执行、检察机关以突破口供为据愿意执行，往往演变成检察机关将强制措施决定书交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再出具执行委托书，表面委托检察机关协助执行，实际将执行权全部交给检察机关，形成实践中检察机关“决定与执行合一”的模式，变刑诉法规定的检警“互相制约”为“互相配合”。笔者以为，如果说“公安为主、检察协助”的执行主体还能在公检规定层面找到依据，那么“检察为主、公安配合”甚至“检察自行”的执行模式就有些于法无据，是一种变通的、打擦边球的做法，容易产生一定的执法越位嫌疑。 （二）执法理念：以侦查为目的 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强制措施的价值是保障诉讼而非方便侦查，但实践中，“有效的监视居住一定是羁押化的监视居住”[14]的观念深入人心，直接反映在“全天24小时近身监控、三班倒、每班2～3人”的警“嫌”同住，甚至为了安全在居所内加戴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械具执行。在惩罚犯罪的价值指引下，以便于侦查、突破口供为目的，监视居住在实践中的理念有所错位，同为价值取向的保障人权有所忽视。 （三）执法成本：羁押花费巨大 在羁押化监视居住的理念引领下，出于办案安全考虑，执行机关选择“全天24小时近身监控”的执行方式、“宾馆、招待所”等执行地点、每人每天至少3000元的开销、每天至少6人的警力配备，足见物力人力财力的昂贵成本。资源缺位的现状下，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不得不想尽办法各行其是，有的以大局名义动员单位其他部门干警排班看管，有的以专案名义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