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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始乐器“铃”初识 铃是一种摇奏体鸣乐器，是因其声而命名的。在先秦文献里，关于铃的记载很少，但在考古中觉察了一些远古遗存，其上限可追溯到仰韶文化后期，距今 6000 年之久。以往有些音乐考古学家把摇响器也称作铃，现在大多数学者均持否认态度，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摇响器主要是指整体封闭或有镂空小孔，内散装陶丸或石子的原始乐器， 而我们这里所说的铃的主要特征为筒状铃体，一端封闭，装有悬纽， 可用作悬挂，一端敞口，铃体腔内挂有单体棒状铃舌。早期的铃都是用泥土烧制的，故称为陶铃，也有石制的，到后期才消灭铜铃。陶铃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等遗存中，长江流域仅知有湖北龙山文化中的一例， 即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铃。20 世纪 80 年月，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引起了世人瞩目，2 号祭祀坑开掘出了大量铜铃，为争论长江流域铃的进展状况供给了大量资料。关于铃的用途，目前尚未有明确定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三星堆文化较具有代表性。 一、分布和分类 龙山文化“铃” 1928 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觉察薄黑有光泽的陶片与石器、骨器等共存，就把这种特征性质的文化定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以河南、山东为中心，西至陕西，也可能到达甘肃境内，与齐家文化相穿插，东北到达河北、辽东半岛，陕北、晋北和内蒙古南部的很多灰陶遗址也都和龙山文化有某些联系， 长江中下游很多遗址所显示的关系更为亲热。从总的状况上来观看， 它的分布范围似乎比仰韶文化更大，同时彼此间的地域性也就显得更 加突出，因此，在争论上也必需分为不同类型来分别对待。 龙山文化的铃多出土于河南、山西等地，多为泥制灰陶，由于把握资料有限，笔者临时依据其外形、纹饰的不同将其分为三式。 式：泥制灰陶，手制，菱形体，顶上有两个并列的悬舌孔，一面刻划不甚整齐的方格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采集的陶寺类型制品即 属此类型。 式：泥制灰陶，质坚硬，手制，形制与 I 式一样，只有体为合瓦形，两面上下端各饰一周旋纹，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 中期制品属于此式。 式：泥制灰陶，手制，顶上只有一个悬舌孔，其余形制与I 式一样，河南禹县瓦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制品属于此式。 值得留意的是，龙山文化中合瓦体形制的消灭，将后世钟铃类乐器所广泛承受的这种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合瓦体形制，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前，这对于我们争论我国合瓦体形制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有着重大意义。此外，1983 年襄汾陶寺遗址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 件铜铃，这是我国目前考古觉察的最早的铜铃。整件铜铃红铜纯度达 97.86%，用复合范技术铸成。体形与 I 式一样，顶中部一侧有一个悬舌孔，是在整器铸成后钻成，周壁厚薄不一，两侧和顶部有铸造缺陷 和气孔，体表附有很清楚的纺织物纹痕迹。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各类遗物中，有很多器物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中彩绘的龙纹陶盘是最典型的， 它可能是一种礼器；还有彩绘器物上消灭的朱书文字，它们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1983 年这件红铜铸造的铜铃的出土，证明白当 时已消灭了金属冶铸业，铜铃的消灭，无疑大大提高了铃的音质和耐 用性，是一次飞跃性的进步和变革。 二里头文化“铃” 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考古文化进展谱系中格外重要的一环。二里头遗址中觉察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和青铜器、玉器等重要遗存，因此二里头遗址应是一处都邑遗址，而且从遗址的开掘成果来看，它应当已经具备了都城的规模和国家的根本内涵。同时，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和所处年月与文献记载的夏朝在时空关系上根本吻合，因此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文化的遗存。但也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其实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四期，时间和 地域跨度也很大，到底全部都属于夏文化，还是早期是夏文化、晚期属早商文化，这样的争论仍旧连续不断。 二里头文化铃的出土也都多分布在河南地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的早商铃，它们的质料有青铜和陶两种。青铜铃体为合瓦形，一侧有翼，口平而微侈，平顶，顶上中心设一横向桥形小纽，纽前后两旁顶面上各有一个圆形悬舌孔，体内悬一棒状舌， 质料多为玉，体表有的素面无饰，有的铸有阳弦纹或大方格纹。墓葬出土的铜铃体表也都黏附有纺织物纹痕迹，出土的陶铃形制上根本上和铜铃一样，但体圆无翼，并以陶丸为舌。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合瓦体形铜铃和其悬舌方法，也与龙山文化一样，并且相对于龙山文化铃，河南二里头文化有着明显的进步：在形制方面，二里头墓葬出土的铜铃体长增加了，这样就扩大了共鸣腔； 还有就是顶上设纽，以便悬挂。在质料方面，承受了更为优越的铜锡合金即青铜，提高了铃在铸造、化学稳定以及声学方面的性能。消灭了像龙山文化那样的铸造缺陷，并使它厚薄均匀。这些都无疑大大提高了铜铃的发音质量，至于体侧设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