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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情与理 弛禁论的现实困境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官员对日益严重的鸦片战争私有化持不同的政见。“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 弛禁就是对原来的“例禁”加以“变通”。有代表性的是许乃济的意见。他主张让鸦片照药材纳税进口,以货易货。进口后,禁“官员、士子、兵丁”吸食,对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同时,不禁民间种植罂粟,以土烟敌洋烟。许乃济认为,如此,则“足以杜漏巵而裕国计”。土烟多了,“外洋无奇可居,而夷舶之私售鸦片者,久之可以渐绝”。这种弛禁主张,不失为避难就易的补救办法。烟患积重难返,整个官僚机制被行贿受贿严重腐蚀,期望清政府根绝烟患,理有应该,却势所不能。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就此而言,弛禁论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在当时,这种主张有一定“市场”,曾得到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 严禁是比“例禁”更严厉的禁烟。有代表性的是黄爵滋、林则徐的主张。他们认为对吸食、贩卖鸦片者要采取论斩的禁令,才能有足够的威力使他们戒烟绝贩。严禁鸦片吸食和贩卖,一可塞漏银,二可“保全民命”。 当然,并非说,不合情就不要禁烟。烟是应该禁的,但要审时度势、量“情”而行、讲究策略。既要禁烟,又要避免“边衅”。办法还是有的,如魏源所说,可先禁内后绝外。外而谈判,不停贸易;内而“自修自强”。 当前,史学界充分肯定林则徐禁烟的爱国精神和伟大功绩,这是无可非议的、应该的。因为林则徐的斗争是合理的、正义的。但人们多少忽视了禁烟斗争的可悲结局,忽视了从中探究失败根由,总结教训,忽视了严禁鸦片做法的不合情一面。 太平天国的平均、公有制思想是反历史而动 平均、公有思想是太平天国的重要政治经济思想。这种思想,最早体现在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三原”是洪秀全于1845-1847年先后写成的。 从这一立论出发,对照现实,洪秀全揭露现实中的不公平现象。他写道:“无如时至今日,亦难言矣。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凌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乎!”他不满意这样的社会现实,理想“公平正直之世”、“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亦即“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他在《原道醒世训》中描写唐虞三代社会:“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并引用《礼记·礼运篇》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见,洪秀全的“三原”,除去上帝神秘的色彩,反映的政治经济思想的焦点是“公”“平”二字。这是太平天国政治经济纲领的理论基础。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颁布了重要的施政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如何评价太平天国这种平均、公有制思想,近年来有很大分歧。或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有的甚至认为,这种思想比封建剥削思想还坏、还反动。愚意以为,这个问题也可以按“情”“理”来分析。 应该说,平均思想、公有制思想是对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的否定,反映了农民及有正义感人士的愿望和追求,是正当的、合理的、革命的——革封建剥削的命。处在贫富严重不均的不合理社会,身受压迫剥削、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痛苦度日的农民及其同情者,有平均、公有社会财产的愿望和追求,是完全自然、合理的。但绝对平分土地和平分产品却是空想。这里的问题是,公有制理想与现行政策是有差别的。作为一种理想、一种奋斗远景,不可非议。因为它是合理的。而作为现行政策,就不能脱离实际。脱离了就要犯错误,就会事与愿违。在当时,实行平均、公有,为时过早,大大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们的思想觉悟程度,所以是脱离实际的。这种脱离实际,是超历史而动,而不是反历史而动。所以,笔者不认为这种平均、公有思想是“反动”的。说其空想、道其错误是可以的,因为它超现实,超了整整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公有制,这难道不会成为现实吗?“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 在这里还必须注意的是:洪秀全等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发展变化的:从平分土地、平分产品到实际土地政策中实行的“交粮纳税”,承认佃农在社会变动中实际占有的土地;从取消商品经济到恢复商品经济、发展对外贸易;从主张公有制、消灭剥削到允许私有制、允许剥削、仿行资本主义等。这些变化和发展是值得肯定的。说明洪秀全等是注意到了合情的问题。 反洋教及街边起义斗争是合理的、可行的 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三十多年间,蓬勃兴起,遍及全国各地,形成反殖民主义侵略的重要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