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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尤其是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方面。加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已成为全世界各界协议。 一、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犯罪执法立法的缺陷 (一) 刑法保护的适用对象 我国《刑法》 ( 1997) 分则第三章第七节专设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条款, 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 ( 第213条) ,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 第214 条) ,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 第215 条) , 假冒专利罪 ( 第216 条) , 侵犯著作权罪 ( 第217 条) ,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 第218 条) , 侵犯商业秘密罪 ( 第219 条) 7 个罪名; 确立了四种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类型, 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与罚金四种刑罚, 并设置了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 初步构筑了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体系。此后,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通过了多部专门的有关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司法解释 然而, 对比《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 2008) 中有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修订惩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法规, 加大司法惩处力度”和“降低维权成本, 提高侵权代价, 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等规定,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现行立法就显得滞后与不周延了。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 2008) 施行的五年中, 我国刑事立法作出了两次较大修订 (二) 知识产权保护缺乏配套的刑法介入 从立法内容来看, 我国《刑法》 ( 1997) 对知识产权实行的是弱保护, 刑法保护的范围过于狭窄, 犯罪行为类型单一, 法网不严密, 诸多严重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 这样的立法难以满足保护私权、维护秩序和惩治犯罪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我国刑法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仅涉及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商业秘密这四种传统的知识产权类型, 欠缺对其他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 例如地理标志、网络环境下的域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动植物新品种权等。这些新型知识产权在相关国际公约中早有规定, 并得到知识产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保护, 我国的知识产权部门法也开始对这些新的知识产权类型进行规制和调整, 唯有刑法没有介入, 缺乏配套的刑事制裁措施, 法律保护不全面。其二, 我国刑法对传统知识产权类型的权益保护不严密。 ( 1) 关于著作权。刑法只是对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进行保护, 缺失对人身权的保护; 刑法对著作邻接权的保护过窄, 根据《刑法》第217 条的规定, 刑法仅保护图书出版人的专有出版权和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复制发行权这两项邻接权, 而表演者权以及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放权则不受刑法保护; 著作权法规定了8 种侵权违法行为, 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刑法仅规定了4 种侵权犯罪行为, 法律衔接出现错位。 ( 2) 关于商标权。我国刑法只保护商品商标不保护服务商标, 只保护注册商标不保护非注册驰名商标, 缺失对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规制。 ( 3) 关于专利权。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假冒他人专利一种犯罪行为, 并通过司法解释将“假冒他人专利”解释为四种具体行为, 其他类型的专利侵权行为如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行为都不构成犯罪, 缺乏合理性。 ( 4) 关于商业秘密。我国刑法对商业秘密的定义过于严格, 比TRIPS协议多了一个实用性要件, 导致刑法保护的对象限缩; 对侵犯商业秘密罪客观构成要件中的行为规定过于简单, 应当类型细致化。 (三) 现行知识产权入罪门槛高,构成犯罪的难度增 我国刑法对七个具体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都规定了法定的入罪标准, 只有侵权行为具备某种法定情节或结果时才构成犯罪。这些规定包括两类: 一是以涉案金额为标准, 如销售金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 二是以侵权行为危害性为标准, 如“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损失”。立法对这些标准仅作出概括性规定, 由司法解释来加以细化, 这种立法规定导致了我国知识产权入罪门槛偏高。一方面, 司法解释所细化的具体标准过高, 以涉案金额为例, 现行司法解释规定的最低标准为3 万元人民币, 最高标准为50 万元人民币, 这就要求侵权行为需要达到一定规模才可能符合入罪条件; 另一方面, 实践中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等认定是难点, 可操作性差, 使得大量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无法进入刑法规制的相应范畴。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高, 构成犯罪的难度增加, 会导致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和法律成本降低。控制知识产权犯罪的两个最主要途径就是降低利润或增加成本 ( 包括法律成本) , 当一种高利润回报的违法行为所面临的最高代价仅仅可能是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时, 这种风险是不足以震慑和阻止行为人的, 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