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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合作与一带一路中国外交实践创新的重要进展 2012年，中国正式提出了“17合作框架”，并发布了措施，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2013年，中国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外交倡议，开始探索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径。当前，中东欧17国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已全部纳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并在布局欧洲大陆中发挥关键作用。 1 “一带一路”是具有政策意涵的新型机制 “17+1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平衡单边、双边和多边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二者在时代背景、机制属性、倡议目标、基本原则、合作领域等方面具有诸多相同与不同之处。 第一，二者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一是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经济发展困境，低通胀、高负债、高失业率甚至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难题日益显现。二是欧洲社会及政治的不稳定性增加。近年来，经济、社会、政治多重危机在欧洲各国不同程度的出现，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使经济复苏乏力，难民问题和恐怖袭击频发使社会生态恶化，民粹主义崛起导致政治不稳定性增加。三是中国综合实力稳步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2017年中国GDP已经高达12.71万亿美元，是日本GDP的2.5倍多，仅7年时间就与日本产生1.5倍差距。同样，2005年中国GDP首次赶超英国，仅用12年时间已是英国的4.5倍。可见，在世界其他经济体遭到致命重创的危机期内中国却实现了经济的全面增速和赶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逐渐在全球性问题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改变着传统以西方经济体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第二，二者均具有次区域合作机制属性。“一带一路”倡议与“17+1合作”在外交实践中体现出新型跨区域合作和开放性区域主义的特征。一是遵守自愿与非排他性原则。虽然两大倡议在机制建设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但整体而言机制化程度较低。“17+1合作”在各领域机制建设中没有强制性规定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或其他行为体能够自由选择是否加入相关合作机制。同样，“一带一路”也并未形成完整、体系性、机制化的实体机构，而是尝试性地探索构建一种符合时代特性的区域合作机制，从而有效化解和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二是重点关注经济利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跨国互联互通、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水平等方式，打破全球经济发展乏力和发展失衡的困境，实现世界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增进相互了解、加强经贸投资领域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17+1合作”机制应运而生。由此可见，经济利益是“17+1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关切利益。三是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是主要推动力量。一方面，国家层面的政府行为推动次区域合作顺利开展。高级别会议机制成为推动“17+1合作”的重要途径，双边、多边机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由于合作涉及的内容和地区较多，“17+1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地方不同部门的相互协调和沟通，并发挥自身实际优势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需要，实现中央与地方的顶层布局、协调推进。 第三，二者的主旨目标不同。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的互联互通助力中欧关系的持续、健康、全面发展，其最终目标是推动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而“一带一路”建设则旨在推动沿线各国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可见，“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实现欧亚非大陆的互联互通，相较于“17+1合作”更为宏大、涉及地区更为广泛，其长远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世界的共同繁荣。而“17+1合作”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提供稳定高效的合作平台，使之成为推动中欧四大伙伴关系的重要媒介，在中欧关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是，二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贡献中国方案。 第四，二者具有相同发展原则，但在落实过程中各有侧重。总体而言，两个倡议均基于双方共同的政治意愿与经济利益诉求，并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由于中国与中东欧17国在市场规模、经济体量等方面差距巨大，实现经济利益的完全对等并不现实，能够做到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不损害第三方利益即为“共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三共”发展原则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中国为实现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了更为坚实和广阔的平台。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需要根据各自合作对象具体调整。“17+1合作”确立了三大原则：一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三是中欧合作，相向而行。而“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