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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义新解 一、 推求《春秋》之义 孔子参考了《鲁史记》和《春秋》。或笔或削, 多出于孔子之独断与别识, 微辞隐义, 其实难知。因此, 及门高弟子夏亦不能赞一辞。于是乎, 推求《春秋》之指义, 遂成为历代《春秋》学之志业。《孟子·离娄下》称孔子作《春秋》, 就生成论而言, 有其事、其文、其义三元素。而义, 为孔子所“窃取”, 指或笔或削, 多出于孔子自觉之取舍。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孔子纂次《春秋》:“约其辞文, 去其烦重, 以制义法。”《礼记·经解》亦云:“属辞比事, 《春秋》教也。”综要言之, 司马迁谓“约其辞文”, 即是《礼记》所云“属辞”, 《孟子》所述“其文”。《史记》所谓“去其烦重”, 指史事之笔削, 相当于《孟子》所云“其事”, 《礼记》所云“比事”。《孟子》《史记》《礼记》所言, 彼此可以相通互明。若能洞明《春秋》或笔或削之书法, 即可以考索言外之“义”。排比相近相反之史事, 连属上下前后之辞文, 亦可以求得《朱子语类》所谓“都不说破”之《春秋》史义。简言之, 破译孔子《春秋》之微旨隐义, 其方法策略有三:一曰笔削;二曰比事;三曰属辞。而其诠释视野, 则在运用系统思维, 作原始要终、张本继末之探究。 就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所提“义法”而言, 笔削、比事、属辞, 皆可作为凭借, 以求“义”、求“法”。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云:“载笔之士, 有志《春秋》之业, 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 所以借为存义之资也。”《春秋》之指义, 既寓存于其事、其文之中, 故考察史事如何排比编纂?辞文如何连属修饰?自《春秋三传》以下, 遂成历代《春秋》学者考义、求义之津筏。清孔广森《公羊通义·叙》称《春秋》重义:“然而辞不属不明, 事不比不章。”研讨比事属辞, 有助于求义、观义;对于《春秋》之笔削去取, 亦可以即器以求道。 《春秋》三传中, 《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 《公羊传》《穀梁传》以历史哲学说经。就求义之法而言, 章学诚称:“其事与文, 所以借为存义之资。”故《左传》释经之功独高。汉桓谭《新论》谓:“《左氏传》于经, 犹衣之表里, 相待而成。《经》而无《传》, 使圣人闭门思之, 十年不能知也。”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之说, 亦称《左氏》“博采诸家, 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 颇见本末。因以求意, 经文可知。”一称《左传》与《春秋》, 互为表里;再称《左传》叙事见本末, 可因以推求《春秋》经之指义。啖氏所谓“因以求意 (义) ”, 大抵指《左传》之历史叙事、以史传经而言。 《左传》以历史叙事方式解释《春秋》经, 简称以史传经, 遂与《公羊》《穀梁》以义解经, 殊途异辙。《左传》与《春秋》, 同为编年史书, 有关之历史事迹分隔异处, 不相联贯。统合之道, 即在经由事之比, 辞之属, 而求得《春秋》或笔或削之义, 以及褒贬予夺之旨。清章学诚曾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 不仅事具本末, 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必有详人之所略, 异人之所同, 重人之所轻, 而忽人之所谨。……而后微茫杪忽之际, 有以独断于一心。 (《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章学诚称笔削之义, 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 事具本末, 文成规矩, 此比事属辞之功。其二, 夫子窃取之义, 微茫杪忽。推求《春秋》之义, 可借由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对比烘托, 寻得孔子独断于一心之历史哲学。《春秋》之经学叙事, 为中国传统叙事学之滥觞, 《左传》之历史叙事薪传之, 踵事增华, 变本加厉, 乃成历史叙事之宗祖与典范。《左传》发明《春秋》经之义, 于《经》阙《传》存, 最为显著。学者指出, 《经》无《传》有者, 或作《经》义之旁证, 或明《经》文之笔削, 或详究不书、不言、不称之故, 或称说《经》文之不及与阙漏。要之, 多可以“笔削”二字概括之。《左传》阐发《春秋》经之微辞隐义, 亦以笔削见义为依归。 一部春秋史, 堪称为诸侯争霸之历史。其中, 晋楚两大国势力之消长, 尤其攸关霸业之兴衰, 及诸侯于国际之依违关系。春秋五霸, 唯齐桓公为盛,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 诸侯皆归之。桓公既没, 诸侯叛齐即楚。楚乘诸夏之衰, 蚕食中国, 凌虐诸姬。虽宋襄图霸, 然泓之战功败垂成。若非晋文公崛起于其间, 城濮一战克敌制胜, 则天下皆南面事楚矣。晋文创霸, 固在城濮之战;从此晋主夏盟, 天下翕然宗之。迨平公失政, 霸业始渐衰, 前后长达一百余年。 由此观之, 城濮之战在春秋史、争霸史, 以及晋国霸业史方面, 都极具关键意义。更何况, 晋楚城濮之战, 为春秋以来规模最大之一场战争。因此, 《左传》以十分笔力, 惨淡经营, “序得声满天地, 气撼山河”, 不愧为大块文章。今以城濮之战为例, 论述《左传》叙战于《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