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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社会环境与罪犯的再社会化 关于监狱行刑的客观存在，有一个最典型的现象，那就是对罪犯的适用罚款后，在监狱里对嫌疑人进行处罚，并主观地追求犯罪的重建社会化。然而，客观上，对监禁刑的内容尤其是执行方式，使罪犯的重建社会化难以实现，并可能进一步强化犯罪的反社会化。这无疑使得监狱行刑陷于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 那么,如何克服或调和这一悖论呢?主要对策只能定位在如何科学理解监狱行刑的内容,继而有针对性改善行刑方式,在狱内尽力模拟社会化环境与条件这个层面之上。 一、 改善与罪犯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在监禁条件下,可集中时间、资源与强制力来促进个体的再社会化,实现再社会化的规模与效率。但由于拘禁环境的狭隘性与惩罚性,与社会正常环境相距甚远,反过来又严重制约了再社会化的成效,这导致监禁条件下的再社会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所诟病。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自觉改善监狱环境的狭隘性与惩罚性,在狱内尽力模拟社会化环境与条件,抑制监狱环境的不当影响,无疑可有效促进罪犯的再社会化。从现实看,监狱模拟社会环境,至少应努力实现以下基本要求。 (一)人际交往和谐。狱内人际交往环境,主要包括罪犯与民警交往、罪犯与罪犯交往及罪犯与家属交往所形成的关系环境。其中,监狱人民警察对罪犯的态度及警囚关系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并直接影响其他交往的态度与质量。健康、协调的警囚关系,能诱发或激励罪犯的改造动机,最终促进罪犯改造。罪犯只有对民警产生信任感、亲近感,才能真正相信民警所讲所教。因此,模拟社会环境,首先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构建新型的警囚关系。 对此,1981年召开的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上,就要求民警对待罪犯像父母对待孩子、老师对待学生、医生对待病人,就是要求警囚之间应有“朋友、亲人、师生”等等诸种亲密和谐的关系。笔者认为,警囚之间的关系即使达不到这么亲密的程度,也决不是敌对关系、仇恨关系或奴役关系。它至少应定位于社会上行政管理机构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那种正常关系, 只有定位于这种状态,警囚关系才可能逼真于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系的“社会化”才能真正彰显。在此情形下,民警对罪犯的称呼、讲话的语气、对罪犯的神态才可能发生显著变化:温和而不失严厉,文明而不再粗野,谦逊而不再狂妄。警囚之间的笑脸、握手才可能常见,警囚之间,“谢谢、对不起、请”等等敬词才可能经常听到。 一旦警囚关系发生上述变化,不难想像,罪犯之间的关系、民警与罪犯家属之间的关系都会随之发生很大改善。这样一来,和谐正常的狱内人际交往环境才可能真正形成。 (二)狱内环境优雅。为有效促进罪犯社会化,创造并保持狱内环境优雅十分必要。狱内环境建设,要尽力模拟社区或学校与公园的环境设计,淡化监狱传统形象,强化社会化色彩。 (三)保障条件舒适。具体讲,要在兼顾监管安全的同时,尽力保护罪犯隐私,减少电子探头的运用;要保障罪犯饮食的国家标准;要保障罪犯基本生活设施如理发室、热水房、储物间、晒衣场、洗衣房等等到位,且保持通风采光;要在监舍与劳动车间内,注重色彩的科学运用,促进罪犯身心愉悦、平静与舒畅;要注重罪犯的防寒保暖与防暑降温工作。另外,在狱内医院设计上,要预留足够病房与床位,加强医疗技术支撑,注重康复活动设施与空间的布置等等。总的要求是要保持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相当。 (四)矫正设施完备。包括如阅览室、会谈室、健身房、室外运动场、电脑室、演播室、电教室、广播站、心理咨询室、兴趣小组活动室等等设施的完善,切实保证各种矫正活动的开展有舞台、有阵地、有氛围。 (五)劳动关系正常。我们强调劳动关系的正常化,主要是从以下方面考量的。一是组织罪犯劳动要尽量本着自愿原则。二是在弱化强制、强调自愿的前提下,为提高罪犯参与劳动的积极性,要加大激励力度,如提高计分奖励力度,刺激罪犯加分减刑,或者提高劳动报酬幅度等。三是增强劳动项目的技术含量,培养劳动技能,通过提高技术含量来调动罪犯参加劳动积极性等。 从监狱基层看,我国监狱组织罪犯劳动的强制性、低偿性甚至惩罚性仍很突出。为此,有学者呼吁:“组织罪犯生产,必须要体现出罪犯的劳动价值,否则就是对罪犯的劳役和剥削。罪犯劳动必须有偿,这不仅是对罪犯权益的尊重,而且也是对社会上从事同工种劳动者权益的尊重。在一些来料加工搞得好的省里,有许多社会上的企业都竞争不过监狱,有个监狱长自豪地说,他们地区2/3的服装加工都在他们的监狱,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就是罪犯的劳动是无偿的,使社会上的企业受到了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结果是使许多从业者失去了饭碗,加重了社会的负担”。 (六)激励科学有效。在此方面,要突出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保障对罪犯各项奖罚工作的公正与透明。控制与杜绝大大小小的司法不公与执法腐败。二是要着眼罪犯不同的悔改表现,为实现分类处遇、分级管理提供必要的设施与场所。要保证每所监狱内部能按高、中、低戒备等级